什麼是戰犯？
好多人會脫口而出：戰爭罪犯。
或說：犯下戰爭罪的罪犯。
或更嚴謹一點的：為侵略他國而開啟戰爭的嫌疑犯。
但細說這個問題，中間是有歷史的。
二戰後，蘇聯絞死德國戰犯
克勞塞維茨說過，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既然如此，戰爭本身又有何罪？
換句話說，大自然講究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人類從什麼時候開始以戰爭為罪的？
這些簡單的問題，至今看來已是天經地義，是非分明，無須作答，但在19世紀卻並非如此。
翻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戰之前，發動戰爭是所有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國際法律中並無“侵略國”的概念。
任何國家都有訴諸戰爭解決爭端的、不容置疑的、絕對的權利，即所謂“訴諸戰爭權（jus ad bellum）”。
也因此，發動戰爭的頭目譬如拿破崙，一直未受到審判，而是被戰勝國首腦進行流放處理。
拿破崙應該慶幸他生於一戰前，如果在二戰，他肯定被國際軍事法庭絞首。
1815年拿破崙被流放大西洋聖赫勒拿島
“戰爭權”被人類社會限制，最終視為罪行，是始於1899年，拿破崙死亡78年之後。
1899年5月至7月，在荷蘭王國的大城市海牙，26個國家召開會議，第一次討論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個世界上的爭端。
這就是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
其締結的國際公約第一條就明確：“締約各國都願盡力於國際爭紛之中和平解決。”
1907年，海牙第二公約又限制使用兵力，規定如果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有債權，那麼這個國家仍然“不得以兵力向其索賠”。
1919年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的國際會議，簽署一戰後國際協約，為了防止世界再發生戰爭，此次會議首次提起“戰爭罪”，提議以戰爭罪對戰犯進行審判。
但戰後德國陽奉陰違，沒有進行審判，德皇威廉二世外逃也終未受國際法庭懲處。
國際上正式明確把戰爭作為一種不可饒恕罪行的時間，是國聯成立3年後的1923年，其國際互助公約第一條明確提出：
“侵略戰爭是一種國際罪行……任何締約國都不得犯此罪行。”
2年後，國聯第六屆大會通過決議，宣佈侵略戰爭是罪行，“侵略戰爭永遠不應被使用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
1928年，巴黎非戰條約再明確這一規定：
“締約各國，……不論如何性質、因何爭端，止咳用和平方法解決之。”德、意、日均有簽字。
然而，正如歷史無數次的證明，任何紙上協約，在炮火面前終將灰飛煙滅，墨索里尼曾笑稱：
“國際聯盟在麻雀大聲叫喊時，運作得很好，但在老鷹掉下來時，一點作用都沒有。”
巴黎非戰條約簽署時，日本正如盤旋在民國上空一隻飢餓的老鷹，覬覦大陸已久，並已經朝滿洲俯衝下來……
墨索里尼
從1931年入侵東北，到1945年8月投降，日本在中國屢釀事端，以“事變”為名發動戰爭，入侵中國，最終慘敗。
毫無疑問，日本對侵略中國應該承擔責任，但作為國體象徵的天皇，卻被戰後美國保護起來，逃脫了審判。
而侵華戰爭中帶兵最久、級別最高、從北到南鐵蹄蹂躪中華河山最廣的頭酋，岡村寧次，最後也沒有得到懲罰，反而在戰爭結束3年半後，被國民政府宣佈為“無罪”，2天后就被昔日的“仇敵”偷偷送上開往日本的輪船，使其安然回國，這在歷史上也是奇葩的一筆了。
這個判決不僅驚詫了中國人，連岡村寧次本人也深感意外。
岡村寧次在降書上蓋章
“中國事變以來，雖然未直接參與戰爭的謀劃，但一直在中國戰線先後擔任師團長、軍司令官、方面軍司令官，最後達到最高地位的總司令官。
“因此，在停戰的初期，自付不僅將被判為戰犯，且死刑也在所難免。 ”
但幾經波折，1949年1月26日被國民政府的軍事法庭宣判為無罪，岡村法庭上也為之一驚，回憶錄中說“不禁喜出望外”。
不僅如此，在停留中國的這3年半時間裡，岡村作為戰後“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官”，幫助200萬日本士兵和日本僑民安全遣返回國。
更重要的是，他此間暗自充當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寫出了幾本對國民政府大為激賞的軍事作戰秘籍。無怪乎自己一直安全無虞，處處被保護，優待有加。
即使在回國後，仍然念念不忘這幾年在中國所受的待遇，感念幫助他的那些軍政要員，甚至不斷反思中國人的性格，令其讚佩不已。
其回憶錄中，3次提到對中國人的感謝，特別是在談到戰後中國人對日本官兵的態度方面，他說，中國官民對日軍、日僑“出乎意料的好……這可能與中國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關。”
他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廣為傳聞的8月15日“以德報怨”的演講，這與蘇聯之“討還日俄戰爭之仇”的聲明相比較，“應該說中國之豪邁寬容，無以復加”。
岡村還在回憶錄中說，200多萬日軍、日僑能在戰敗不久很快順利回國，幾乎沒受到人身傷害，這是日本民族做不到的。
甲午戰爭以來，侵華日軍在中國的累累血債，中國人完全有理由報復或至少像蘇聯一樣，把他們押到西伯利亞之類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國沒有這樣做。
歷經戰敗、遣返全過程的岡村寧次不得不承認：“中國民族敦良寬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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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參考：《岡村寧次回憶錄》；李德福《侵華惡魔 岡村寧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