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熟知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缔造民国的丰功伟业，但是1919年“五四”时期，他在上海倾力支持、指导学生的爱国运动，可能了解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01 支持、指导上海学生爱国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款，当时老百姓事先并不知道，但时任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到北京东堂胡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家中时，把这一消息如实透露给了蔡元培。蔡于5月3日，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段锡朋等，把这一秘密公开告诉了学生。北大学生顿时群情激愤，在次日，由罗家伦任游行总指挥，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5月6日，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的老师，时任上海《民国日报》社总编辑和经理的邵力子，拿了当天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匆匆来到复旦大学，找到了朱仲华，嘱咐他紧急集合全校同学到大礼堂开会，会上邵力子先读了关于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约中丧权辱国条款，在天安门前集会并游行示威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报道，然后慷慨激昂地动员学生们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难道我们上海学生就没有吗？……”同学们一下情绪沸腾起来，当天即停课到上海各大、中学校去串联。而邵力子接着又匆忙到其他学校进行演讲。后来他在1961年说：“孙中山先生‘五四’时在上海，对‘全国学生总会’起了领导作用。我到各校演讲，也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
5月7日和9日，是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偷签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国耻纪念日，7日下午，由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主持，在上海西门外体育场，举行了约有两万人参加的声援北京大会，会后，学生与市民在南市一带游行示威。9日，各学校又停课一天，复旦大学许多学生分头上街演说、宣传，提出了“外保国权，内除国贼”等等口号，与此同时，全上海四十四所大中学校很快串连好，先后两次到复旦开会，认为在当前万分紧迫的形势下，为了反帝救国，广大学生必须尽快团结起来，统一行动，为避免连累老师，只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谢绝教职员参加。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51号成立。公举复旦的何葆仁为主席，瞿宣颖为文书，朱仲华为总会计兼总干事。“上海学联”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即是在5月14日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热烈欢迎京津学生南下代表方豪、段锡朋等一行到上海，请他们公开宣讲北方同学掀起反帝爱国热潮以及遭受北洋政府残酷镇压、迫害的实际情况。第二件大事，则是计划五月十五日全市统一罢课，后因北大校长蔡元培不满北洋政府迫害学生愤而辞职，离京南下，到了杭州。为了与全国学联代表一起，去杭州“迎蔡”还京，朱仲华奉派去杭，上海学联把统一罢课日期推到五月二十二日，全上海四十四所大中学校，实现了统一罢课，紧接着，“学联”计划进一步实现罢市，但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沈联芳，借口“辞职”对实现罢市，多次推诿，始终未能配合学生罢课运动。
下一步到底怎么进行，“学联”领导成员心中无数。正当困惑之际，突然有个人跑到“学联”办公处，悄悄地说：“孙中山先生请你们学联去两个代表，时间在今晚七点，地点在西藏路口老晋隆西餐馆，他有要事，要同你们密谈。”原来“五四”时期，孙中山先生住在上海莫利哀路（香山路）5号，因工作关系，“学联”中心组一些成员常去那里向他汇报学生运动情况，深得孙先生的鼓励和教导。孙中山先生对学生们的爱国运动一直热情支持，他与巡捕房及各国在沪的律师均有密切联系，盖以防学生有被捕等事发生时，可给予辩护和保释，孙中山先生的这一部署，对爱国学生们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
“学联”中心组接到孙中山先生通知后，兴奋异常，于是就委派了何葆仁与朱仲华二人于当晚赶到老晋隆西餐馆。此时门口早有一位着西装的中年男子在等候着，见面后，那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绍姓洪，是孙中山先生派来的代表，他已叫好了客菜，招呼何、朱二人上楼，边吃边谈。席间，何葆仁和朱仲华着重向他汇报了上海学联成立后开展活动的情况和当前碰到的棘手问题。洪先生认真地听了后，向二人传达了孙中山先生的口头指示，大意是说：“这次你们学生罢课，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中山先生非常赞成。但是目前这样温温吞吞下去，势必会旷日持久，贻误时机。中山先生说你们学生应再大胆些进行活动，万一工部局出来抓人，中山先生已经为你们请好了外国律师，一名是法国的，一名是英国的。一定会出来为你们办交涉的，你们放心，大胆干好了！”双方谈了约两个小时，分手时洪先生告诉他们：孙中山先生嘱咐，有什么事尽管去找他。
02 冲进租界，示威游行
由于有了孙中山先生这般具体有力的支持，在回去的路上，何葆仁和朱仲华都非常兴奋和激动。这次会面前，本来上海学联已经决定在5月31日召开一次“郭钦光烈士追悼会”（郭是在北京冲击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不幸殉难的一名学生），为了声援北京，决定会后仍要举行示威游行。但游行路线，还是在“中国地界”，重点是从南市指向龙华。这次会面后，“学联”中心组成员决定，三十一日的游行大胆去冲“租界”。
5月31日下午，“学联”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约有三万人参加的“郭钦光烈士追悼会”。“五四”时期在北京被捕，以后释放南下到了上海的许德珩，也被邀请在会上讲了话。会后照例游行，临时宣布分为两路，一路由何葆仁带队，南下龙华；一路由朱仲华带队，北上直冲租界。游行队伍冒着如火骄阳，北上这一路沿老西门走民国路到了老北门，再从河南路直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路过《民国日报》社时，二楼阳台上的邵力子和叶楚伧不断向队伍招手，并热情鼓掌，沿途还有不少商店店员，看到这支首次冲进租界来的游行队伍，激动得纷纷主动送上一杯又一杯茶水，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使得游行学生得到极大的鼓舞。
当队伍到了重要地段四马路（福州路）巡捕房时，门口出来十几名中、西包探，其中一人问道：“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带队的朱仲华说：“我们要到天妃宫去！”工部局万万想不到学生游行队伍居然一反往例，冲进了租界。上司没有布置，这些下属的“包探”连临时汇报请示都来不及，哪有对应的措施，敢阻拦游行。只有几名中国包探，紧紧盯在游行队伍后面。一会儿，队伍过了天妃宫桥，到了市总商会，负责人早已溜之大吉。两名在场的理事，对学生们提出的“限期罢市”要求，再三声称“不敢作主”。渐渐天已晚了，大家在总商会的椅子上已坐得差不多了，于是，朱仲华便宣布队伍解散，分头回家。万家灯火时分，学生们终于胜利结束了首次冲击租界的反帝示威游行。这是在孙中山先生具体有力支持下，上海学生破天荒第一次在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地段，公开举行的爱国救亡反帝游行。它在“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大长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志气，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6月2日，何葆仁、朱仲华代表“学联”，前往莫利哀路晋谒孙中山先生，他们递上名片后，一位姓马的副官先上楼通报，一会儿工夫他下来带着二人上了楼。孙中山先生一见二人，高兴地站起来招呼二人入座。朱仲华先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冲进租界游行的经过，并且感谢他派代表对学生们进行了有力的支持。孙中山先生仔细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兴奋地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他说：“你们能攻破这个顽固的堡垒，这是了不起的胜利！这是你们学生团结一致的力量！”两位代表听了都非常高兴，坐了一会儿就告辞回校了。
03 天下为公
然而，到了6月3日，北京学生近三千人，又连续被北洋政府当局逮捕，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鉴于上海市总商会不肯下通知统一罢市，上海学联便决定采取组织小分队分头动员商店罢市，似乎出乎意料，广大商店很快响应，最早罢市的是南京路西藏路口的荣昌祥西服店，很快，从大马路到二马路、三马路……家家关门停业，形成了“三罢”（罢工、罢课、罢市）的强大声势。至此，“五四”运动发展到了“六三”运动，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到了六月十日，终于迫使北洋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这是震动整个世界的伟大胜利。
此后，上海学联几位代表又一次前往晋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也十分高兴，还用英语对代表们说了两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导致灭亡！”到了当年十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环球学生联合会”（会长为复旦校长李登辉先生，是当时为出国留学生代办手续的组织）作公开演讲，讲题叫《救国之急务》，其中孙中山先生热烈赞扬了上海学联。他说：“试观这次学生运动，于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效果，可知结合者强也”。“学联”许多同学都聆听了孙中山先生这次精彩的演讲，为了答谢孙中山先生对“学联”的赞誉，三天后，“学联”公推了朱仲华为代表，前往莫利哀路晋谒孙中山先生。那天下午，当朱仲华登上二楼时，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均未午休，正各自在静静埋头读书，他非常热情地招呼朱仲华入座，朱仲华激动的表示，听了先生的演讲，大家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上海学生运动所作的评价。再次表示这与先生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孙中山先生同朱仲华谈了当时北洋政府派内务部长南来上海议和的情况。他说：“我是坚决主张南北统一，反对分裂的，但要实现南北统一，先决一条，必须和议双方有一个‘天下为公’的思想”。谈话时，他兴冲冲地取来笔墨纸张，在长约四尺，宽可九寸的宣纸上，欣然挥毫，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署上“仲华先生属”和“孙文”二字的落款，随后取出朱红印泥，端端正正地盖上了一方印章。同时还对朱仲华说：“天下为公，要的是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作为年仅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幸福地收下了伟大革命领袖所赐的墨宝，朱仲华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是好。孙中山先生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他亲自译注的《会议通则》，是他根据《英国议会法》写成的，他在书上写了“仲华先生惠阅”六个字，也送给了朱仲华，这本书后来毁于战火，“天下为公”这一横幅，朱老则于1959年捐给了绍兴市文物管理处。
来源 _ 《团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