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假定人有內在的智慧，有用智慧來應付環境、解決問題的力量。教育不預備替人應付環境，解決問題，而是要使每個人，因了它的幫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來想法應付，想法解決。
寒假期內（民國二十九年），西南聯合大學的同學到四鄉去做了些兵役的宣傳，又舉行過不止一次的兵役宣傳討論會，在討論會的佈告上用大字寫著："宣傳也是一種教育"，意思是深怕人家瞧不起宣傳，因而不高興參加關於宣傳的討論會，或是不熱心擔當宣傳的工作。我在這篇文字裡，準備向熱心從事宣傳的人進一解：宣傳實在不是教育，不宜與教育混為一談，教育工作是越多越好，宣傳工作是越少越好，一件用一張嘴或一支筆來做的工作，要真有教育的價值，真值得向大家提倡，那就不客氣的叫它做教育就是了，大可不必襲用宣傳的名稱。兵役的教育就是一例。那些瞧不起宣傳的人，對宣傳工作取懷疑態度以至於厭惡態度的人，是很有他們的理由的。
宣傳與教育都是一種提倡智識的工作，這一點是雙方相同的。但雙方相同的只限於這一點，不相同之點可就多了。
教育與宣傳的根本假定便不一樣。因為假定不一樣，於是提倡或施行的方式也就大有分別。教育假定人有內在的智慧，有用智慧來應付環境、解決問題的力量。教育不預備替人應付環境，解決問題，而是要使每個人，因了它的幫助，十足利用自己的智慧，來想法應付，想法解決。教育又承認人的智慧與其它心理的能力雖有根本相同的地方，也有個別與互異的地方，凡屬同似的地方，施教的方式固應大致相同，而互異的地方便須用到所謂個別的待遇。根據這兩層，近代比較最健全的教育理論認為最合理的施教方式是啟發，不是灌輸，遇到個別的所在，還須個別的啟發。
宣傳便不然了。他所用的方式和教育的根本不同，而從方式的不同我們便不能不推論到假定的互異。宣傳用的方式顯而易見是灌輸，而不是啟發。它把宣傳者所認為重要的見解理論，編成表面上很現成的，很簡潔了當的一套說法，希望聽眾或讀者全盤接受下來，不懷疑，不發問，不辯難，這不是灌輸麼？這種灌輸的方式是說不上個別待遇的。說法既然只有一套，或差不多的幾套，又如何會顧到個別的不同呢？從這種提倡或施行的方式，我們便不由得不懷疑到從事於宣傳工作的人多少得有如下的假定，否則他便不免氣餒，而對於他的工作無從下手。他得假定智慧是一部分人的專利的東西，只有這一部分人，比較很少數的人，才會有成熟的思想，才能著書立說，才有本領創造一派足以改造社會、拯救人群的理想；其餘大多數的人只配聽取，只配接受，只配順從；至少，這些人雖有智慧，那程度也只到此為止，說不上批評創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兩句老話，民字，古人有訓瞑的，有訓盲的，有訓泯然無知的，在民本與民治思想很發達的今日，我們不能承認這兩句話和這一類民字的解釋為合理，真正從事於教育的人也不承認，但我們替宣傳家設想，卻真有幾分為難了。
教育與宣傳的其它不同之點，可以就來歷、動機、狹義的方法、內容、與結果等簡單的說一說，這幾點雖沒有上文那一點的重要，但也可以教我們辨別一篇文字或一個講演的教育價值或宣傳價值。宣傳原是一個由來甚遠的提倡的方法，社會學家也一向把它認為社會制裁的一個方式，不過把它當做一個社會問題看待，把它判斷為近代社會病態的一種，卻是歐洲第一次大戰以後的事。十餘年來，歐美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學者、心理學者、尤其是社會心理學者，在這題目上已經下過不少的功夫。我們在下文要說的話，大部分便是他們所已得的一些結論。
一篇宣傳性質的稿件往往會引起來歷的問題。我們看到一種宣傳品之後，時常要問這宣傳品究屬是誰的手筆。我們所能找到的答覆，有時候是一個籠統的團體的名字，或者是一個個人的兩個字的假名。有時候連這一點都找不到。約言之，宣傳品是往往來歷不明的，是沒有一定的人負責的。何以要如此？我們可以推測到兩個原因，一是內在的而一是外來的。宣傳的動機與內容也許有經不起盤駁的地方，所以作者不願或不敢把名字公開出來，願意藏身幕後。這是內在的原因。在思想與言論統制得很嚴密的社會里，顧忌太多，動輒得咎，在所謂"正統"中的人為了擁護正統而不能不有所宣傳，固然可以大張曉諭的做去，甚至於組織了機關專司其事，但在所謂"異端"的少數人士就沒有這種方便了。他們除非是甘冒不韙而幹法犯禁，便只有藏身幕後的一法。這是外鑠的原因了。但無論原因如何，在接受宣傳品的大眾中間卻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聽信麼？來歷不明，為何輕易聽信？不聽信麼？其間也許有些很有價值的見解或主張，輕易放過了，又豈不可惜？大抵輕信的人最初是聽信的，但若宣傳的方面一多，甚至彼此互相牴觸，輕信的人也終於不再置信；而多疑善慮的人，則因來歷不明的緣故，始終不肯聽信，甚至於還要懷疑到幕後必有惡勢力的操縱指使等等。結果，在宣傳盛行的社會里，究其極可以鬧到一個誰都不信誰，誰都懷疑誰的地步。宣傳的所以成為社會問題，這是很大的一個原因了。不用說，這來歷不明的問題，在教育一方面是很難想象的。
教育也沒有動機或用意的問題。要有的話，根據上文啟發智能的一段理論，我們可以知道主要的動機還是在促進受教者的利益，而不是施教者自己的利益。受教者終究是主，而施教者是賓。在宣傳一方面，這主客的地位卻往往是顛倒的。一個賣某種貨品的商人，在廣告裡說了一大堆價廉物美的話，好像是專替顧客設想，其實最後的用意總不脫"生意興隆，財源茂盛"。一個教門送宣教的人出去，為的是要人改邪歸正，去禍就福，甚至於出死入生，從他們那種摩頂放踵的生活看來，他們的動機不能說不純正，用意不能說不良善，但從他們對於信仰的態度看來，他們依然是主，而接受的人是賓。他們篤信天下只有一派真理，只有這派真理可以挽回人類的劫運，不惜苦口婆心的向人勸導。從這方面看，他和那賣貨的商人根本沒有分別，同樣的名為無我，其實有我。一個宣傳一種改造社會的理想或主義的人，所處的地位正復和宣教師的相似，他費上無限量的筆墨與口舌的功夫，為的是要人群集體的生活進入一個更高明的境界，不錯，但我們不要忘記，他費上了這許多功夫，也為的是要成全他的理想，他的理想的"他"字上照例要加上一個密圈。
不過從接受宣傳的人的立場看，商人、牧師、和主義宣傳家的努力總見得太過於一相情願。同時有別家的出品、別派的信仰、別種的主義在，他為什麼一定要接受這家的而不接受那家的呢？他也許根本不需要這商品，也許正期待著科學家給他一個比較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社會觀，而無須乎一派特殊的宗教與社會理想來撐他的腰。這種物慾少的人，與不做白日夢的人，社會上並不太少，只是廣告家與宣傳家太過"心切於求，目眩於視"，看不見他們罷了。自從廣告術與宣傳術盛行，這種人也確有日漸減少的趨勢，宣傳的所以成為社會問題，這也是方面之一了。
教育與宣傳又各有其狹義的方法。我說狹義的，因為廣義的上文已經說過，就是啟發與灌輸的分別。在宣傳方面，所謂狹義的方法事實上只配叫做伎倆。這種伎倆有屬於機械性質的，有屬於藝術性質的，例如交通工具的利用，又如公務機關會客室裡琳琅滿壁、五光雜色的統計圖表等等；但這些還是伎倆之小者，我們擱過不提。最關重要的是屬於邏輯性質的一些不二法門。研究這題目的人普通把這種伎倆分做四種。一是隱匿，就是把全部分或一部分的事實壓下來，不讓接受宣傳的人知道。二是改頭換面，大的說小，小的說大。三是轉移視線，就是，把大眾的注意從一個重要的甲題目上移到比較不重要而比較有趣的乙題目上。四是憑空虛構。這四種伎倆都是無須解釋的，大凡不修邊幅一點的宣傳家，包括一部分的新聞事業與廣告事業的人在內，大都很擅長，而在稍微有一點眼光的接受宣傳的大眾，也大都看得出來，決不會每次上當，不過，就一般的社會影響而論，結果一定是很壞的。一個問題的解決，一方面固然靠人的智慧，一方面也靠比較準確的事實的供給，如果負一部分供給責任的人可以任意播弄，指黑為白，甚至於無中生有的捏造，其勢必至於增加問題的複雜性而永遠得不到解決的途徑。至於教育一方面，無論近年來研究教學法的人怎樣的設法花樣翻新，這一類的弊病是沒有的。
其次說到內容。這和上文所提的方法或伎倆很難分開。它和動機也有密切的關係。內容的價值如何，當然要看動機純正到什麼程度與伎倆巧妙到什麼程度了。大抵動機純正的程度，與伎倆巧妙的程度成一個反比例。不過我們即就動機比較純正的宣傳說，它多少也得用些伎倆，而這種伎倆勢必至於影響到內容的價值。這種宣傳家總喜歡把一個問題看得特別的簡單，而提出一個同樣簡單的解決方案來。把問題看得簡單，也許故意的看得簡單，是伎倆，而這伎倆是近乎上文所提的改頭換面的一種。把方案提得簡單，便是內容了。舉一兩個淺近的例子看。有的宗教把人世的痛苦都歸到初元的罪孽上去，是何等簡單的一個問題的認識與問題的診斷？只要大家能懺悔，以前的孽債就可以一筆勾銷，而新生命可以開始，又是何等簡單的一個解決的方案？孟子是中國古代很有力量的一位社會改造家。改造家照例不能不用宣傳，而宣傳家照例得有一套關於問題診斷與問題解決的說法，即，照例得有標語與口號一類的東西，照例得有一個幌子。孟子的幌子只有十來個字：人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他的診斷和一部分宗教家的恰好相反，而簡單的程度，則彼此如出一轍。人性是何等複雜的問題，以孔子之聖，還不免諱莫如深，而孟子信手拈來，便下一個"本善"的妙諦，不是很奇怪的麼？不過我們只要把孟子的宣傳家的身份（他的身份不用說不止一個）認識清楚以後，也就覺得不足為奇了。當代社會問題一天比一天覆雜，像孟子一般蒿目時艱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增加，像"性善"一類非十分十二分單純不足以廣招徠的說法也一天比一天的滋長繁榮起來，讀者自己應"能近取譬"，無須我舉什麼例子了。
孟子自稱知言，又提到他能辨別四種辭，▲辭、淫辭、邪辭、遁辭，而知道每種的病源所在。我們看了孟子的性善論，覺得應該再加一種辭，不妨叫做"易辭"，而其病源便在太切心於求得一種結果，初不論這結果是商品暢銷，或天下太平；因為過於熱中，就不免把問題看得過於容易，把解決的方法說得過於容易。目前宣傳家的大患，正坐內容中"易辭"的成分太多。
根據上文，我們可以知道宣傳的結果和教育的結果，不能相提並論。宣傳在來歷上、動機上、方法上、內容上既有這種種可能的弊病，則在接受的人會受到什麼不良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他可以受矇蔽，受欺騙，受利用，即或所接受的是一派未可厚非的信仰或理論，其動機決不在利用，在欺矇，其影響的惡劣還是一樣，也許更嚴重。受騙是一時的，上過一次當的人也許可以不上第二次，但一種偏見一經培養成功，要設法糾正，往往是一件窮年累月而不見得有效果的事。近年講教育理論的人有所謂"重新教育"（reeducation）之說，也無非是想運用教育的原則與方法，就中過宣傳的毒害的人身上，挽回一些造化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