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十年（1026年），年仅七岁的司马光不仅熟练掌握了《左氏春秋》整本书的大意，而且还能将其中的文章倒背如流，神童一说由此传开。可真正让少年的他出名的却是
“砸缸救友”这件事，七岁的司马光见好友不慎掉入装满水的大缸中，在其他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小司马光冷静的砸缸救友，这件事也震动京洛。公元1086年，司马光因病逝世，在暮年岁月的时候，司马光在床上回望此生，想起的却不是自己少年成才，背诵《左氏春秋》和举石砸缸救友的事，而是心心念念放不下北宋的旧法与花费自己大半辈子编写而成的《资治通鉴》。
（一）
公元1019年，宋真宗时期，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父亲司马池任本地县令。父亲在其六岁时开始教他读书，七岁司马光就能熟练掌握文中内容与含义。司马光的博学多才，除了他的勤奋好学外，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父亲的着意培养，父亲司马池无论是辗转河南、陕西还是去四川做官，都会把儿子司马光带在身边，而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让孩童起的司马光无论是眼光还是见识都已“凛然如成人”。
公元1038年，宋元宗时期，十九岁的司马光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可以理解为科举考试的第一名），此后步入仕途，担任华州判官。因司马光小时候就与朝中许多大臣相识，中榜之后，尚书张存更是主动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同年司马光与张存女儿结婚。
宋仁宗时期，北方的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本来西夏国是与宋朝市臣属关系，可西夏国用小计谋摆脱了北宋的控制，北宋当然不堪其辱，出军讨伐西夏，不为别的，只为有个说法，可结果是北宋连连失败，最后连说法也没了。
宋仁宗见此，想让两浙添置弓手以此来增强军事防御力量，再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其实北宋从真宗开始，社会上的积贫积弱问题就日益严峻，到了仁宗时期，“冗兵”“冗官”“冗费”的现象更是突出，冗兵十万却无法抗击敌人，最后只得落得连年纳币求和的结果。
司马光父子看到了仁宗这样做的弊端，于是代父草拟谏文《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这是司马光第一次向皇帝进谏，司马光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在他的一生当中，属谏官做的最久，最认真；从嘉祐六年（1061年）起的升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然后改天章阁待制兼待读，到知谏院，前后一共当了七年的谏官，期间可谓是直言不讳、不避权势、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高尚风格与克己奉公的品格。
（二）
步入仕途的第二年，司马光的母亲去世，按照传统，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服丧期间，父亲司马池病死于晋州，双亲的接连去世，让司马光整个人跌入低谷，尤其是父亲的去世，让司马光尤为痛心。在司马光整个的一生中，父亲司马池的细心教导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的恪尽职守，父亲的背影始终是司马光追逐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每每想到此事，司马光都只得叹息
“平生念此心先乱”好在一件事的结束总会成为另一件事的开头，司马光在居丧期间，把自己无尽的悲痛与寂寞排遣到文学创作当中，此后三年又三年，在这期间，司马光逐渐将政治中心转移到文学创作当中，阅读大量书籍，创造了许多如《十哲论》、《四豪论》、《廉颇论》、《才德论》等几十篇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对以往历史的论述，可以说是为后来《资治通鉴》的整理埋下伏笔。
服丧结束的第二年，公元1046年，司马光接旨回京，初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此时的司马光二十八岁，正值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年纪，尽管官场深似海，可并没有熄灭他激动的心情。
司马光进京后经宰相庞籍的推荐，先后任职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殿中丞等官职。主要工作是对古文进行系统的研究，修日历、改集贤校理等，任职史官后，司马光潜心于对历史的研究，再加之庞籍的一心栽培，司马光得以更专心于学习以往的整个历史脉络。
（三）
公元1063年，英宗即位，但此时两宫矛盾加剧，太后与英宗之间的问题日益尖锐，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先后上奏谏文十七责，以“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来说明皇帝离了太后则是“无以君天下”，而太后离了皇帝则是“无以安天下”的问题，经过一番苦苦相劝，太后与英宗的矛盾才终于有所缓和。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着手编写的《通志》引起英宗的重视，于是特设书局在崇文院，让其继续编纂。其实一开始司马光是觉得以往的史籍太多太杂，许多人无法抓住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便自己带人出力着手编纂一部纪传体，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的书籍。
公元1067年，英宗病逝，神宗即位。司马光在欧阳修的大力推荐下任职翰林学士，继续编纂《通鉴》。也是这一年，朝气蓬勃的神宗皇帝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理国家的方略，王安石大胆革新的方案深得他心。
两年后，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主持变法事宜，司马光作为反对变法的主要人物，朝廷之中辩论，司马光主张节流，认为“天地所生财务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主张救灾节用，而王安石的开源则以“不加赋而国足用”的思想来确定理财政策。其实这场辩论双方都是赢家，神宗一开始的打算是让两个人一同辅佐变法，可是司马光看到王安石的锐意变法，知道难与共事，于是拒绝了皇帝的请求，“愿就冗散”，此后从1071年起，司马光改任西京御史台，长居洛阳，“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此后的十五年，都在专心编纂《资治通鉴》，而王安石则需一边推行新法，一边抵御来自守旧派的恶意诽谤。
（四）
编写《资治通鉴》的缘由，除了“《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毕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外，更是希望以史为鉴，引起帝王们的反思。
公元1084年，司马光主持的《通鉴》编写完毕，神宗以其“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而赐书名《资治通鉴》，《通鉴》完成的第二年，神宗去世，全国各地的新法实施越发艰难，公元1085年，守旧派的头头宜仁太后高氏，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来变更新法。
公元1086年，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此时新法还有青苗、免疫、将官等犹在，虽然他曾经说过“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可事实是即便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是一概废除，之后同年九月，废除完所有新法的司马光长眠于世。
司马光被重新任用后，当了十六个月的宰相， 在他与王安石之间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中，司马光用他最后的十六个月取得了胜利。可北宋的局面却没因此有所好转，新旧党争更加严重，新法推行后所取得的成就，也随之一概消失。文学的自负让司马光成为一代文豪，可政治的自负却让他成为世人争议的对象。
END.
参考文献《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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