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微信、支付寶，這些軟件已然佔據了現代人的主要社交陣地。除了轉賬記錄，文字、圖片、視頻等電子信息也都被記錄。這類電子證據能否成為打官司的“呈堂證供”？
新規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將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細化了電子數據的種類，包括5大類各種形式：
(一)網頁、博客、微博客等網絡平臺發佈的信息；
(二)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
(三)用戶註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誌等信息；
(四)文檔、圖片、音頻、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
(五)其他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信息。
這就意味著，自5月1日起，上述電子數據均可以正式作為打官司的證據。
案例
電子數據有多管用？通過案例來了解。
案例一：公司違法解除合同 微信記錄作為證據
陳女士去年4月到鄭州市二七區一家公司上班，簽了一年的合約，然而同年9月26日，公司通過微信通知員工，公司資金鍊出現斷裂，無法繼續經營，宣佈停止運營，工資延期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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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陳女士起訴到法院，要求公司發放拖欠工資及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陳女士提交的證據中，除了常規的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通知書、勞工合同等，還包括一份微信記錄。
最終，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認為這些具備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予以採信。今年4月初，法院一審判決公司支付陳女士工資3000元、經濟補償金3456.04元。
案例2：微信轉賬記錄證實債權債務關係
馮先生手頭緊張，跟張先生借了3萬元。2019年10月11日、12日，張先生通過微信轉賬，分兩筆向馮先生轉了這筆錢。
過了兩個月，見馮先生沒有及時還款，張先生請他補了一張借條，載明從張先生處借到現金轉賬人民幣叄萬元整，並約定日利率以及本息歸還的時間。
到了約定時間，馮先生依然沒有還錢。今年3月初，張先生將其告上法庭。除了借條，微信轉賬記錄以及催款對話記錄等也是重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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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審理後認為，被告向原告借款3萬元未償還事實清楚，由《借條》及微信轉賬記錄為證，原告與被告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成立。一審判決被告償還原告借款本金3萬元及利息。
釋疑
以前電子數據也能當證據，此次修改目的是啥？
通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在法院以往的審判過程中，微信聊天記錄、短信、電子交易記錄等已經可以作為證據。此次修改的意義是啥？
專業人士介紹，此次《修改決定》對電子數據範圍作出比較詳細的規定，明確了當事人提供和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保全電子數據的要求和電子數據審查判斷規則，完善了電子數據證據規則體系。對於擴展證據收集途徑、統一法律適用標準，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具有積極意義。
修改後，哪類案件相對更加受益？
專業人士表示，隨著信息化的推進，訴訟中的證據越來越多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呈現，尤其是因個人民間借貸、網絡借貸、網絡購物等引發的糾紛中，電子數據的應用較為頻繁。且多數情況下，當事人能夠提供的證據僅限於微信聊天記錄、網絡轉賬等電子數據。
因此，電子數據如何提取以及如何作為證據使用，對當事人尤為重要。
修改後，對於普通人維權有啥好處？
專業人士介紹，細化、明確電子數據範圍，能有效擴展律師協助指導當事人收集證據的途徑，促進案件事實查明，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提示
電子數據有用處，平時咋保存？
專業人士介紹：“即將實施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明確，當事人以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的，應當提供原件。電子數據的製作者製作的與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來源於電子數據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顯示、識別的輸出介質，視為電子數據的原件。”
例如，微信記錄能否作為“呈堂證供”，取決於兩個前提：
第一是要能夠證明微信使用人是當事人雙方，因為微信並非實名制；
第二要保證微信記錄的完整性，因為微信證據為生活化的片段式記錄，如果不完整可能導致斷章取義，法庭不會採納。
專業人士提醒，一旦有金錢往來，第一明確對方身份；第二明確用途，備註要註明轉賬用途；第三保留原始記錄，僅有截屏會無法證明真實性，轉賬記錄、重要對話等不要隨意刪除。此外，輔助電話錄音、短信催款、借條明確等證據，是相互補充印證的證據鏈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