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蕪
艾蕪在20世紀40年代的一篇散文《新春的歌》中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人應像一條河一樣，流著，流著，不住地向前流著；像河一樣，歌著，唱著，歡樂著，勇敢地走在這條坎坷不平、充滿荊棘的路上。”
此後的幾十年，詩人兼作家的艾蕪，在他一生的創作實踐中就像他寫的“像河一樣，歌著，唱著”一樣，深入生活，不畏艱辛，三次南行。在他留下的500多萬字的作品中，《南行記》《南行記續篇》《南行記新篇》等已經成為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不僅載入中國文學史冊，還被翻譯成日文、俄文、英文、德文等多種文字。
第一次南行
艾蕪，原名湯道耕，1904年出生於四川省新繁縣清流鄉（今成都市新都區清流鎮）的一個鄉村教師家庭中。1921年，考入免費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受到《新青年》和創造社一些進步刊物的影響。
為逃避家裡的包辦婚姻，1925年夏天，艾蕪離家南行。這一次南行，決定了這位“流浪文豪”此後的文學生涯。從成都望江樓畔走向雲南，到緬甸，這個21歲的熱血青年在身無盤纏的困頓中，卻充滿自信地敢於去流浪、去南行，一路漂泊，艱難謀生。以後的六年時間，他徒步到昆明，做過雜役；流浪緬甸克欽山中，當過馬店夥計；漂泊東南亞異國山野，與勞動者朝夕相處。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一路上艾蕪始終帶著書、紙和筆，以及一隻用細麻繩吊著的墨水瓶，在小客店的油燈下、野外山坡上，寫下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後來，他到緬甸仰光，病倒在街頭，一位四川樂至縣的和尚萬慧法師收留了他。以後，艾蕪先後在仰光當過報社校對、小學教師、報紙副刊編輯。
1930年冬，艾蕪因參加緬甸共產主義小組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活動被捕，1931年春，被押送回國，途經香港、廈門，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師的同窗好友楊朝熙，兩人愛好相同，遂成莫逆知交，於當年11月29日聯名，寫信給魯迅，請教有關小說題材問題。12月25日，魯迅回了信。魯迅的回信，對兩位現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的成長起著導航引路的重要作用。1932年底，艾蕪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即終生從事文學創作活動，開始發表小說。
艾蕪開始寫作時，因受胡適“人要愛大我也要愛小我”主張的影響，取了個“愛吾”的筆名，後慢慢演變為“艾蕪”兩字。
第一次南行回來，這段被稱作“墨水瓶掛在脖子上”的寫作生涯，成就了艾蕪第一部頗具影響的著作《南行記》。
作品完稿後，艾蕪開始將書稿交給北平利達書局，結果拖了兩年也沒能出版，後來艾蕪把書稿交給擔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的巴金，這才得以出版，很快引起轟動。
《南行記》是艾蕪所寫小說的第一本集子，全文共25篇，既是他的處女作，又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書中既有滇緬邊地和南亞的風情，也有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的悲歡離合，以及他本人充滿苦難的流浪生涯。可以說，艾蕪是最早把中國西南邊疆地區下層社會的風貌和異國人民在殖民統治下的生活，帶進現代文學創作中來的作家之一，對於開拓文學創作的領域作出了貢獻。傳奇性的故事，綺麗的地方色彩，帶有神秘氣氛的邊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抒情風格和浪漫情調。
緣於《南行記》的影響力，加之艾蕪的流浪生涯和早期帶浪漫色彩的小說風格，跟高爾基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後來艾蕪被稱為“中國的高爾基”。
1990年，峨眉電影製片廠根據艾蕪原著，攝製了同名電影《南行記》。
第二次南行
新中國成立後，艾蕪擔任重慶市文化局局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等職，他曾去鞍山、大慶、涼山等地體驗生活。他在鞍山鋼鐵公司體驗生活時，寫出了長篇小說《百鍊成鋼》，這是艾蕪反映新時代工人生活的代表作。1957年發表在巴金主編的《收穫》雜誌上。
1961年，艾蕪開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南行。這次南行是中國作協為落實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精神而安排的。當年9月，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郭小川安排艾蕪、劉真、林斤瀾三人奔赴四川成都，匯合老作家沙汀訪問四川、貴州及雲南等地。
9月27日晚，艾蕪和青年作家劉真、林斤瀾坐火車離開北京，抵達成都後與沙仃匯合，開始了成都、重慶、貴陽之行。
在成都，艾蕪第一站是回到自己的故鄉，和鄉親們噓寒問暖，瞭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在重慶，參觀了歌樂山渣滓洞和白公館，這裡曾是國民黨軍統迫害革命志士的監獄；走訪了重慶鋼鐵公司，聯想到自己1953年在鞍山鋼鐵公司體驗生活的情景，當得知工人們業餘文學創作頗豐，發表了許多文學作品後，艾蕪由衷地給予熱情鼓勵，並和重慶的文藝工作者座談，就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做了詳細回答。
在貴陽的十餘天，艾蕪他們去了花溪、黃果樹、聖泉、靈山等風景名勝區，體驗了布依族民族風情。此後一行人到了雲南昆明，並深入到西雙版納采訪。這段時間最長，是艾蕪最想去的地方，也是艾蕪後來著墨最多、用心用情寫得最多的地方。
艾蕪的第二次南行，從1961年9月27日始，到1962年3月底止，歷時6個月。回京後艾蕪以第一人稱的形式，用飽含悲憫、樂觀的情調，完成了《南行記續篇》。《南行記續篇》具有奇異的民族特色和鮮明的地域特色，是雲南社會歷史發展的見證，1964年出版。艾蕪曾說：“《南行記續篇》是照我所見的社會，我所體驗的生活實際來寫東西。”但對這位已經成名的作家來說，總感到還是自己第一次默默無聞的南行，印象最深刻。艾蕪曾寫道：“我始終以為南行是我的大學，接受了許多社會教育和人生哲學。”在艾蕪的回憶裡，南行雖然吃了很多苦，可是每天的生活都很快活。反而是後來年紀大了，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家庭，生活也穩定了，卻再沒有了那時候的快活。仔細一想，原來是自己已經老了，“那時候雖然什麼都沒有，可是我有青春啊！”他感嘆道。
最後的南行
1981年，艾蕪應雲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請開始他人生的第三次南行。對漂泊的神往、對流浪的眷戀，對行走的渴望，是艾蕪終生的情結。
這一年艾蕪已是耄耋之年，他壯心不已，深入大小涼山，重返雲南邊疆，陪同艾蕪這次南行的有云南作家高纓。艾蕪親眼看到滇西人民在三中全會之後，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各方面所取得的變化，很有收穫。回來後不顧旅途疲勞，筆耕不輟，寫成《南行記新編》等百餘萬字發表。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全新的改革開放後中國邊疆的新風貌。
艾蕪一生中，南行了三次。這對於艾蕪的寫作乃至一生，都意義重大。南行，是艾蕪一生最主要的線索，是艾蕪寫作的一個原點，他一次次地回到這裡。三次南行，在時間的分佈上，貫穿了中國20世紀曆史的三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一個是世紀上半葉的1925-1931年，一個是世紀中葉的1961-1962年，最後一個是世紀末，20世紀最後20年的開始，即1981年。第一次南行後，艾蕪通過《南行記》等作品對西南邊陲民眾的刻畫，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人物畫廊。艾蕪在第二次南行之後不久，儘管有《百鍊成鋼》等創作，但事實上就已經喪失了寫作的權利，不幸的經歷使他如驚弓之鳥，稍有風吹草動，他就得趕緊丟下自己的筆桿。第三次南行後寫出的不少作品，則描繪出一幅幅邊陲人民新的建設和精神風貌。
作為作家的艾蕪，一生都在行走中，三次南行使他走到廣闊的生活中去觀察、體驗，可以說，沒有行走，就沒有他的那些“南行記”系列小說名著。這段話集中地表達了艾蕪的文藝觀、生活觀和價值觀。
1992年12月5日，艾蕪逝世，享年88歲。一年後故鄉新都區飲馬河畔新桂湖公園的翠竹叢中，建造了一座艾蕪墓園。碑上的“艾蕪之墓”為中國文壇泰斗、艾蕪的同鄉巴金手書。碑座上方矗立著艾蕪的青銅半身雕像，那清瘦的臉上，一雙深邃的目光遙望南方。他寫在著名散文中《新春的歌》的那段話，成了艾蕪的墓誌銘，下方嵌著一束銅質山茶花。一撥一撥的年輕後來者，在墓前默誦著，凝望著青山、松柏、墓誌銘、銅像、山茶花，感悟著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徐廷華)
來源：封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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