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醫
中醫哲學從道家向新儒家的轉化過程中，有兩個關節點的成功突破：
(1)哲學上的突破，即宋明理學把長期衝突的儒釋道三教融為一體。
(2)醫學上的突破，即朱丹溪把宋明理學運用到醫學領域。如此由哲而醫，由醫哲，哲理、醫理良性互動、彼此促進，共同發展完善，而後中華醫道進入鼎盛時期。可見，不管中華醫道的“道”偏道家抑或偏儒家，有一點非常之肯定清晰，那就是：中醫學是一個以道御術、以術載道的醫學體系，在術和道之間更重視“道，，，是有“道”的醫學體系，故本文稱之為“道醫”。
二 術醫
術醫以清末民初唐容川《中西匯通醫書五種》、張錫純《衷中參西錄》、餘雲岫《靈素商兌》為標誌，以唐容川、張錫純、張山雷、惲樹鈺、餘雲岫、王斌等為代表。在這個階段，中醫幾度陷入存亡的邊緣，雖沒消亡也元氣大傷，始終面臨著被質疑（是否科學？）、被政造（中西醫結合）的命運。術醫從重視醫之道逐漸轉向重視醫之術，逐漸背離了中華醫道之精神；背道求術、棄道崇術是其特徵。
術醫的研究取向、發展趨勢逐漸“西化”，其論病論證、處方用藥幾乎都離不開西醫西藥，這主要是由於西醫學的衝擊和影響所致。中醫從道醫畸化成術醫後，局面即每況愈下：
1912
年出現“民元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
1929
年由余雲岫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洗新中國成立後，時任國家衛生部副部長的王斌認為中醫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應隨封建社會的消滅而消滅。
王斌歧視中醫的政策為毛澤東主席所察覺， 1955年2月4日
爭）），但是，以王斌為代表的改造中醫的思想影響並未因王斌被批判、被撤職而消失，迄今猶在中醫學界有廣泛的不良影響。
其實，中醫和西醫兩大醫學體系差別的根源主要在哲學上，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導致了中醫和
西醫在認知領域的差異。《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李約瑟博士於1984年在世界第17屆內科學術討論會上指出：“中醫和西醫在技術上結合比較容易，但要使兩種醫學哲學取得統一，恐怕是極為困難的。”
本文認為，中醫學發展到今天，對傳統必須進行揚棄，但關鍵是如何揚棄。如果說中醫學是以“醫道”為基礎的話，則中醫學的發展事實上離其基礎越來越遠。這種背離基礎的揚棄實在令人不安，而這種發展陷入困境也是必然的。中醫學一定要回到中華醫道的路子上來，因為縱觀中醫學發展史，每一次大發展都是立足於基礎而取得重大理論突破的。中醫學需要理論上的重大突破，而不是修修補補，更不能用西醫的一套理論方法來論證中醫學的合理性。一言以蔽之，應“衷中參西”，而不應“全盤西化”。
中醫學的現階段發展主要應在“衷中”上下工夫，讓西醫理論方法在其中發揮“參”的作用。因為我們事實上沒有繼承好傳統，很多中醫學的精髓被忽略了。拿眾所周知的中醫特色“整體觀”為例：誰都知道中醫有個整體觀，但什麼是中醫的整體觀？中醫整體觀究竟包括哪些層面的意思？一般認為是空間上的整體，即身整體、身一心整體、身心 靈整體（謂之人整體）、人 社會整體、人社會 自然整體溻之天人合-）o但是，這種對整體觀的認識本身就不整體，因為這種認識忽略了中醫更為重要的兩個整體觀：時間整體及時空整體。對中醫整體觀的認識只有認識到這三個層面，才是真正的整體觀。否則，中醫處方為什麼又叫“開時間”？為什麼同樣的病、同樣的人，遣方用藥不一樣？子午流注、飛騰八法強調在不同時間取不同穴位，不用時間整體、時空整體何以解釋？若機械地拿系統論來“套”中醫整體觀，可以用實驗的方法造出空間整體的模型，但時間整體和時空整體如何製造？僅此一處，便可見中醫之“玄”；說明用現代實驗方法難以或無法複製中醫之真，這導致中醫被誤解、被誤讀，乃至被以訛傳訛。中醫學具有不能被現代醫學所能包含的太多內涵，故只有溯本求源才有可能獲得發展。
那麼，中醫學的根本原理從哪裡尋找呢？本文認為只有從中醫哲學中去尋找。弄清了中華醫道的基本脈絡，不難看出：中醫哲學的最初階段受道家哲學影響最大，而後受融攝三教的新儒學影響明顯。但不管怎麼說，近現代以前的中醫學都是有“道”的醫學。近現代以降的術醫則是引“西”入“中”、同化不成反被畸化的結果。中醫哲學史上也有哲學思想大轉折的先例，如援儒入醫、兼融儒道、融攝三教，但中醫並沒有因此而面臨危機，反而發展得更加完備、更具實證性，醫之門戶分於金元及金元時期中醫學的鼎盛即是明訌。中醫面臨空前危機恰恰是發展到術醫階段：由於不通醫理、不通哲理，更不講“道”理，只用所謂的科學性來責難中醫，只用機械的規則來束縛中醫，才導致中醫發展的舉步維艱。中醫和西醫哲理不同，醫理不同，“道”理更不同，由此導致思維方式、研究方法、人體觀、疾病觀等的不同。具體比較如下：
①中醫辨“證”，此“證”體現了整體性，突出了功能性，因為綜合而比較抽象。西醫辨“病’：此“病”反映的是局部性，突出了器質性，因為直觀而相對具體。
從上可見，中醫和西醫因為特色不同，決定了其不同的優勢。只有保持特色，才能保證優勢。中醫以“和”為貴，認為和而不同，無傷大雅。中醫本是開放的體系，認為互相借鑑才是科學的態度。而把西醫規則強加於中醫，則不啻於拿神父的教條苛求孔子門生。其中道理，莊子有個形象的比喻：自然曰道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僬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僬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曰而渾沌死。（《莊子。應帝王》）
道本“渾沌，，，偏偏要鑿“七竅”以顯其直觀具體結果是“七日而渾沌死”。“忽”、“倏”以術亂道，以假惑真，終置“渾沌”於死地。以所謂的“科學性”來改造中醫，“日鑿一竅，，，己歷數十載，中醫豈有不死之理？從中華醫“道”由道家之“道”到新儒家之“道”的“成功”轉化，又從道醫向術醫的“失敗”轉化，鑑古觀今，可見在現代科技條件下的中醫，如果能做到：
(1)哲學上的突破，即把中西哲學融為一體；
(2)醫學上的突破，即把這種融攝中西的中國哲學引進中醫，完善乃至重塑中醫理論，如此將中華醫道之“道”理、哲理、醫理“一以貫之，，，則中華醫道復興有望。而僅僅以醫理上研究中醫（更不要說現代術醫的研究方法j因為沒有解決“思想”問題，所以其實不是究竟的研究方法，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唯有從哲理到醫理，又從醫理到哲理，雙管齊下，才能正本清源，找到中華醫道的活水源頭，找到解決中醫危機的突破口。由此亦可見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