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柏拉圖對修辭學和詩歌進行了大量很有影響力的探討。然而，要理解他對修辭學和詩歌的每一個話題的評論，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哲學和解釋上的重大挑戰。此外，也沒有證據表明他把這兩個話題聯繫得如此緊密的原因（他認為詩歌是修辭的一種）。
柏拉圖無疑相信，最重要的事情在於平衡，這一點從著名的“哲學和詩歌之間的爭論由來已久”（《理想國》607b）的說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他的對話中，這場爭論以及哲學與修辭學之間的相關爭論，等同於哲學的世界觀與詩歌或修辭學的世界觀之間的衝突。
為何而爭論？柏拉圖所說的“詩歌”和“修辭”是什麼意思？既然柏拉圖以其作品的詩意和修辭性著稱，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種自相矛盾的事實？
希臘雅典學院的柏拉圖大理石雕像
一首好詩有助於改變世界的形態和意義，有助於擴展每個人對自己和周圍世界的認識——迪倫·托馬斯
當我們分析詩歌中的哲理時，腦海中一定會浮現出關於美學的專題。但我們對詩歌的哲學分析，至少需要以下幾個方面的嚴格考察：定義詩歌的特徵；詩歌種類（史詩、悲劇、抒情、喜劇等）之間的差異；以及詩歌在哪些意義上和表現、模仿，表達及虛構相分離的。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一個沿著這個方向進行的早期哲學探索。
但是，當我們考察過柏拉圖對詩歌的大量討論之後，這些期望破滅了。他沒有寫過一篇關於這個主題的作品，只把自己的思想侷限於“戲劇性”的對話，而這些對話本身就是詩意地塑造的。他給我們的評論都是相當迂迴的，甚至是在同一篇對話中，都會發生奇怪的分岔，例如，把詩歌聲稱關於自我墮落的討論展現給讀者。
然而，柏拉圖顯然認為，他對詩歌的評價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遠遠超出了以一種哲學上體面的方式來實現的對話細節。在柏拉圖最著名的一段對話的高潮部分，他宣佈“哲學和詩歌之間的爭論由來已久”（《理想國》
607b）。在這個部分，他引用了一些含混但激烈的論戰，這些論戰可能是詩人針對哲學家的，例如詩人把哲學家嘲笑為一個“向主人尖叫的潑婦”和“空洞的善辯的傻瓜”。事實上，《理想國》最後一卷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對詩歌的攻擊，哲學和詩歌之間的爭論是貫穿柏拉圖整部作品的一個持續性的主題。
特別是在《理想國》中爭論的範圍也表明，對柏拉圖來說，無論是在倫理學、政治學、形而上學、神學還是認識論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上，我們所謂的哲學與詩人及修辭學的世界觀之間的衝突利害攸關。
他把批評的對象確定為“荷馬的讚頌者，他們說這位詩人教育了希臘人，在管理和教育人類事務方面，應該根據這位詩人對生活和學習的指導來安排自己的一生”（606e）。荷馬的讚頌者把他當作智慧的化身。
柏拉圖同意荷馬確實是希臘的教育家，並立即補充說荷馬是“最具詩意的悲劇詩人中的第一位”。但柏拉圖反對的是，荷馬和他的追隨者已經成功傳播的，整個當代人的觀點以及整個“人生哲學”。
從荷馬塑造了當時的大眾文化開始，柏拉圖就反對。不僅如此，爭論不只是哲學和荷馬之間的，也是哲學和詩歌之間的。
柏拉圖認為所有詩歌的影響是普遍的，而且常常是有害的，它關於自然和虔誠的前提是錯誤的。他不僅針對忠於荷馬的崇拜者，而且也針對忠於荷馬所做和傳達的那些事情的追隨者。這是一種跨歷史的批判，而柏拉圖是第一個以如此全面的方式明確表達這場爭論的人。
很難理解柏拉圖所說的詩歌是什麼，為什麼和它針鋒相對，是否因為它的形式或內容或兩者都是危險的，而且這種危險性還在持續的發展？
這些問題之所以複雜，是因為詩歌在當時並不僅僅被認為是一種賞心悅目的文本；在戲劇的背景下，腦海中會浮現出朗誦或表演的情景。此外，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進行他們的探究時，詩歌在那時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柏拉圖所說的“哲學”。
儘管柏拉圖對詩歌的批判是嚴厲的，在某些方面也是直率的，但他不僅把他的關注放在了當前感興趣的深層問題上，而且以許多有趣和微妙的方式來進行。這種可以被稱為詩意的、具備適當條件的哲學創作的方式，使論戰更加離譜。“哲學與詩歌之爭”到底是關於什麼的？
生活第一，哲學第二
當我們轉向修辭學時，我們發現自己更加困惑。像所有有思想的人一樣，哲學家不喜歡修辭學，而且哀嘆因為修辭學的普遍使用，公共演講逐漸淪為單純的勸說和煽動，所以他們通常認為自己是在嚴謹的分析和論證並儘量避開修辭學。
修辭學往往具有非常消極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純粹的修辭”，即純粹的說服技巧。因此哲學家，尤其是現代哲學家對修辭學幾乎沒什麼可說的。
柏拉圖的作品有時也被稱為修辭或詭辯。蘇格拉底被處死的部分原因是他被懷疑是一個智者，一個狡猾的修辭學家。他顛倒黑白，把較弱的論證變成更強的論證，並教導其他人也這樣做。
結合柏拉圖對詭辯家的論戰的說服力，以及對詭辯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和持續的普遍的敵視，我們可把“詭辯家”作為一個貶義詞，類似於“純粹的修辭家”。因此，在柏拉圖的對話中哲學與修辭和詭辯之間的持續爭論是順理成章的。
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這個話題對柏拉圖如此重要，爭論中的本質問題是什麼，修辭是否總是一件壞事。而且，我們確實看到一些值得稱道的修辭例子，比如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志》
）。更進一步說，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有時也會與他的對話者進行修辭性甚至詭辯性的交談，以至於對話者偶爾會感覺到他在他們身上耍了某種語言上的把戲。柏拉圖的對話本身難道不是修辭性的嗎？
結語
無論詩歌和修辭學的話題多麼有趣，當我們讀柏拉圖的作品時，我們都會疑惑為什麼要把它們聯繫在一起。把偉大的詩人看作“修辭家”似乎很奇怪，而且大多數修辭家對詩歌似乎一竅不通。然而，柏拉圖自己卻把這兩者聯繫緊密地聯繫起來——在《高爾吉亞》（502c)，他把詩歌描繪成一種修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