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遵义会议的伟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而改变了党的命运。
但人们往往只记得结果，却忘了过程的艰辛。这样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不会无缘无故的召开，必然有人的意志力作为动力来推动，而恰恰是这些动力成就了历史。
回过头来看会议召开的缘起与经过，更能体会到伟人为何之为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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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么？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站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齐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
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不屈不挠。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在长征之前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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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四中全会）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在云石山‘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
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
当时中央已经做出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这一建议及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
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出发前已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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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度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
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
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虽说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
虽说积聚了足够的量变，但完成质变也何其艰难。
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忍。
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的场所。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提议），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巩固。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
猴场会议，通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期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实际上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全，为遵义会议做最后准备，解决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