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和细节都会慢慢浮出水面，而镌刻在受害者身上的，不仅是身体的痛苦，更是来自精神被控制后的思维崩塌。
从受伤害程度上来看，儿童性侵造成的创伤是要远远高于猥琐甚至强奸等性犯罪的。
因为前者不单在肉体上受到折磨，更要经历一系列精心布置的精神控制。后果就是她（他）们对人际关系，亲密关系甚至对世界的接受程度都会被人为的进行篡改，未来就像是无法攀爬的黑洞，只能独自生活在深渊之中。
而在鲍某性侵事件中，就毫无例外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其中最让我感到毛骨悚然，脊梁发冷的是，李星星说她自己有时候会“发病”，按照鲍某明的要求去说一些话，但清醒过来后，又感到痛苦万分。
儿童性侵是一个漫长而隐蔽的犯罪过程，施暴者会绞尽脑汁对受害者进行思想控制，使其犯罪行为更加的隐蔽和所谓“便捷”。
网上有一段对实施儿童性侵的施暴者的采访，虽然只有两分钟，却赤裸裸的表达了，肉体痛苦背后的精神折磨。他们实施犯罪并非一时，背后是严密到骇人的逻辑。
1. 评估犯罪成本
在最初，他们会进行观察，以选择“合适”的目标。比如孩子的穿着是否得体，以判断其家庭的经济情况。也就是孩子背后有多大的隐含能量，其父母是不是一个有保护力的人，是否超出了犯罪者的控制能力。
之后会继续观察儿童的社交情况，如果孩子的交际广泛，经常和其他小朋友互动，这样的“目标”就会有很大的潜在风险。会把被性侵的事情透露出来，从而使施暴者暴露。
2. 接近
施暴者会找机会单独接触孩子，过程中会制造各种理由支开其监护人或家人。然后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针对生活中相对弱小的个体，这样“超人”一般的存在，会让受害儿童萌生感激之情。
这样，施暴者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就会让受害儿童产生矛盾。一方面本能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既然你帮助过我，那么我也会有所“付出”，就慢慢掉进了这个早已设计好的陷阱。
而所谓熟人作案，就是如此。据“女童保护”基金会数据统计，2017年媒体上公开的猥亵儿童的案件中，同受害者有明确社会关系的，比如亲戚，父母的朋友，甚至继父，祖父等，非陌生关系的儿童性侵案件占据了总数的60%。
3. 彻底的精神控制
通过言语和行动对受害儿童进行洗脑，进而达到控制的目的，就像在鲍某明事件中那样：
“鲍某在开始时会说，“我们做的事是很正常的，和电影里的一样。”后来说，“你不能秘密说出去，说出去你就不干净了，所有人会讨厌你。”最后进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人。别人都是坏人，都想害你。”
并且他反复纠正李星星的说话方式，不准说难受、痛苦，要说“伤心”，不准说“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说“你喜欢爸爸，爸爸也喜欢你”。”
这样极端的矛盾和痛苦，会彻底打破自我认知的框架。就像李星星在日记中描述的那样：“我逐渐感觉自己病了，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觉得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我所珍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一个刚刚心智逐渐成熟，世界观慢慢建立起来的年龄，正是对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充满好奇的黄金期。她的精神世界却彻底的崩塌了，这比直接要一个人的命，残忍万倍。
“选择原谅是为了同自己和解，继续生活。
而我们不能原谅，是为了保护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