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和細節都會慢慢浮出水面，而鐫刻在受害者身上的，不僅是身體的痛苦，更是來自精神被控制後的思維崩塌。
從受傷害程度上來看，兒童性侵造成的創傷是要遠遠高於猥瑣甚至強姦等性犯罪的。
因為前者不單在肉體上受到折磨，更要經歷一系列精心佈置的精神控制。後果就是她（他）們對人際關係，親密關係甚至對世界的接受程度都會被人為的進行篡改，未來就像是無法攀爬的黑洞，只能獨自生活在深淵之中。
而在鮑某性侵事件中，就毫無例外的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其中最讓我感到毛骨悚然，脊樑發冷的是，李星星說她自己有時候會“發病”，按照鮑某明的要求去說一些話，但清醒過來後，又感到痛苦萬分。
兒童性侵是一個漫長而隱蔽的犯罪過程，施暴者會絞盡腦汁對受害者進行思想控制，使其犯罪行為更加的隱蔽和所謂“便捷”。
網上有一段對實施兒童性侵的施暴者的採訪，雖然只有兩分鐘，卻赤裸裸的表達了，肉體痛苦背後的精神折磨。他們實施犯罪並非一時，背後是嚴密到駭人的邏輯。
1. 評估犯罪成本
在最初，他們會進行觀察，以選擇“合適”的目標。比如孩子的穿著是否得體，以判斷其家庭的經濟情況。也就是孩子背後有多大的隱含能量，其父母是不是一個有保護力的人，是否超出了犯罪者的控制能力。
之後會繼續觀察兒童的社交情況，如果孩子的交際廣泛，經常和其他小朋友互動，這樣的“目標”就會有很大的潛在風險。會把被性侵的事情透露出來，從而使施暴者暴露。
2. 接近
施暴者會找機會單獨接觸孩子，過程中會製造各種理由支開其監護人或家人。然後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關心和幫助，尤其是針對生活中相對弱小的個體，這樣“超人”一般的存在，會讓受害兒童萌生感激之情。
這樣，施暴者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就會讓受害兒童產生矛盾。一方面本能不願意這麼做，但是既然你幫助過我，那麼我也會有所“付出”，就慢慢掉進了這個早已設計好的陷阱。
而所謂熟人作案，就是如此。據“女童保護”基金會數據統計，2017年媒體上公開的猥褻兒童的案件中，同受害者有明確社會關係的，比如親戚，父母的朋友，甚至繼父，祖父等，非陌生關係的兒童性侵案件佔據了總數的60%。
3. 徹底的精神控制
通過言語和行動對受害兒童進行洗腦，進而達到控制的目的，就像在鮑某明事件中那樣：
“鮑某在開始時會說，“我們做的事是很正常的，和電影裡的一樣。”後來說，“你不能秘密說出去，說出去你就不乾淨了，所有人會討厭你。”最後進一步說，“這個世界上，只有我是對你最好的人。別人都是壞人，都想害你。”
並且他反覆糾正李星星的說話方式，不準說難受、痛苦，要說“傷心”，不準說“被爸爸按在床上”，要說“你喜歡爸爸，爸爸也喜歡你”。”
這樣極端的矛盾和痛苦，會徹底打破自我認知的框架。就像李星星在日記中描述的那樣：“我逐漸感覺自己病了，我對一切都不再相信，甚至覺得我最在乎的身體的各種器官，我所珍愛的各種愛好和特長，都不在我身上，而在他身上。”
一個剛剛心智逐漸成熟，世界觀慢慢建立起來的年齡，正是對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充滿好奇的黃金期。她的精神世界卻徹底的崩塌了，這比直接要一個人的命，殘忍萬倍。
“選擇原諒是為了同自己和解，繼續生活。
而我們不能原諒，是為了保護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