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思想丈量世界，找回一顆自由而有趣的靈魂。做一個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碼頭。
1972年，日本，一位水俁病患者
人類發展的歷史，幾乎與災難同行。火山、地震、海嘯或颶風，自然之神的每一次震怒，都在頃刻之間將人類苦苦經營的文明果實打翻在地。災難的形式狡猾而多變，卻無一例外地吞噬著人類的生命。
而每一次“重建”，既是人類智慧與勇氣的證明，也體現了大自然的慷慨與仁慈。也正是在一次次重建中，人們得以回到災難的發端之所，思考這一切到底是怎麼開始的。
從“貓舞蹈病”到“水俁病”
起初，只是村莊裡的一些怪事，最先發出預警的是魚。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水俁灣海面浮起大量死魚和海鳥的屍體。
緊接著村裡出現大量病貓，它們瘋癲狂奔，繼而紛紛跳海自殺，數量超過5萬。這一怪現象，當時被稱為“貓舞蹈病”。但那時，人類寧願相信這是某種詛咒。
很快就輪到人類自己。1956年，女孩田中靜子和她兩歲的妹妹相繼口齒不清、全身痙攣，最後高叫著死去。學者發現水俁灣海水中存在汙染物，並將矛頭鎖定日本氮產量第一的智索公司。
患水俁病的貓
智索在生產過程中，將大量含有有機汞的廢水，排入水俁灣外圍的“不知火海”。水生物食用後，汙染物轉化濃縮為劇毒物質甲基汞，再通過魚蝦進入人體，侵害全身。
同年，“水俁病”被正式確認。超過1萬人罹患此病，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由於工業廢水排放造成的公害病。
但這只是開端，就像一位受害者後來回憶說的，水俁病表面看似環境問題，背後卻是文明的衝突。
起初，智索公司拒不承認排汙致病，政府也不願介入，因為對當時正狂奔在工業化道路上的日本來說，“像智索這樣的大企業一旦停工，對經濟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1971年，一位母親抱著她患有先天性水俁病的女兒（圖/W. Eugene Smith）
與此同時，另一場看不見的災難正在人們心中蔓延：在水俁市，大量居民是智索的員工，而他們的親友可能就是漁民。受害者與加害者共居。
甚至，在發病之前，他們都是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的受益人。政府、企業、患者和市民各有各的想法，人們不知該怎樣面對彼此。
一場環境災難，演變為人類社會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68年，政府最終認定水俁病的汙染源和致病原因。次年，企業與政府共同啟動了對水俁病受害者的一系列認定與賠償——此時，距離第一例水俁病患者田中靜子去世已經過去12年。
1972年，
智索化工廠總部示威的人群（圖/W. Eugene Smith）
重建，是從人們願意轉過身來，面對真相的這一刻開始的。
1977年至1990年，企業與政府出資，對水俁灣底層約150萬立方米的淤泥進行清理，並建成生態公園。1990年之後，政府興建水俁病資料館，由水俁病患者直接講述親身經歷。
“重建水俁”逐漸成為市民的共同意願。在這個曾經被稱為“汙染源”的地方，倖存者再也無法下海捕魚，轉而開墾出橘園和紅薯田，嘗試擺脫農藥，有機耕種。他們曾深受其害，因而比任何人都更加渴望向這個世界提供接近自然的安全食品。
此外，以水俁市民為主體，當地制定了20種垃圾分類的規定。全市建成300個垃圾站，針對生活垃圾、易拉罐、廢油、建築垃圾等，實行回收再利用。而曾經以向海洋傾倒毒物出名的智索公司，則研發出了創新的廢水處理技術。
1972年，智索公司董事長和受害者就賠償問題在談判（圖/W. Eugene Smith）
2006年，水俁病發生50週年。人們樹立了慰靈碑，上刻碑文：“不知火海的所有靈魂，這樣的悲劇不會再次發生，安息吧！”
2013年，國際社會在水俁市通過了旨在控制和減少水銀排放的國際公約《關於汞的水俁公約》。這場災難促使日本社會經歷了公眾環保意識的覺醒、法律體系的完善，從一個傳統工業國家漸漸向綠色國家轉型。
但對於當年的受害者和倖存者來說，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痛楚，始終如夢魘般在一呼一吸之間揮之不去。
十億牡蠣重建未來
相比公害病這類矛頭直指人類行為的災難，面對颶風、高溫、乾旱等極端氣候時，“天災”與“人禍”之間的界限顯得曖昧不清。災後重建也因此更加考驗人類的誠實、勇氣與遠見。
2012年10月30日，颶風“桑迪”橫掃美國東海岸，造成150人喪生、800萬戶家庭斷電，摧毀60多萬套住房。風浪裹挾著海水，灌入平日裡紙醉金迷的曼哈頓。
桑迪也因此成為美國曆史上代價最“昂貴”的風暴之一，紐約地鐵遭受108年來最大的破壞，1.8萬多個航班被取消，造成的損失至少達到700億美元。
可即便如此，這裡是紐約，人類文明的韌性在此得到集中體現。颶風之後的短短几周，城市基建就恢復運轉，搬遷與重建工作有序展開。
2012年10月29日，英國帆船“邦蒂”號因桑迪颶風被淹沒在大西洋中（圖/Tim Kuklewski）
以上這些，是人們應對災難的傳統方式——單一、快速。但如今，面對越來越頻發的極端天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問：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我們如何用新方式去解決？
於是，恢復地鐵與航班、道路與照明，幾乎成了整個重建過程中最容易的一部分。科學家認為，“桑迪”異常轉向侵襲美國的潛在原因之一，是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北極海冰融化，從而改變了大氣的流動。
要解決這背後的整個生態問題，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單個國家能力範圍內的事。但紐約人打算在自己的城市，從自身的行動開始。
一系列舉措中，最吸引年輕人的項目是“十億牡蠣計劃”。紐約港曾經是890平方公里牡蠣的棲息地，號稱“牡蠣首都”。風暴侵襲時，牡蠣礁充當水中減速帶，吸收海浪的能量，能夠減少風暴潮對城市的衝擊。
工作人員將牡蠣幼體放入貝殼中並投入海洋
但過去數十年間，水體汙染和過度捕撈使紐約港的天然牡蠣絕跡。
“十億牡蠣計劃”啟動後，年輕人與餐館合作，收集紐約人吃完牡蠣後剩下的貝殼，將牡蠣幼體放入貝殼中並投入海洋，然後它們就會生長為新的牡蠣。
這種令村上春樹和海明威都欲罷不能的海鮮，除了美味之外，還有“生態系統工程師”的美譽。
成年牡蠣每天可過濾50加侖海水，有助於使海水變得清澈，並降低含氮量。這一點對海洋生態系統至關重要，因為過多的氮，會使海水藻化，耗盡氧氣，演變為一潭死水。
“十億蛤蜊計劃”的志願者合影
此外，與珊瑚礁類似，牡蠣礁的水下部分，能夠為數百種海洋生物提供棲息地，水上部分則能接納海鷗和鳥類停泊築巢，是整個“海洋城市”中重要的“基礎建設”。
今天，該項目已經在紐約5個行政區的14個礁石場修復了牡蠣。預計在未來20年內，活牡蠣數量將達到10億，為紐約打造一條漫長而具有活力的生態海岸線。
這是一場漫長的災後重建，受災的是人類，重建的是牡蠣以及更多海洋生物的家園。
自然的重建
並不是所有災難都給人類保留了重建的機會。比如，切爾諾貝利。
1986年4月26日，烏克蘭共和國境內，靠近白俄羅斯和俄羅斯交界處的切爾諾貝利核電廠4號機組，發生災難性爆炸。目擊者稱，當時天空色彩繽紛，被映射得非常明亮，猶如彩虹般美麗異常。
輻射塵通過大氣雲層擴散到整個歐洲，直至科拉半島，釋放出的輻射線劑量，是廣島原子彈的500倍以上，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
美劇《切爾諾貝利》的播映，讓接下來的事情變得人盡皆知。一場充滿悲壯色彩的“時間賽跑”開始了，不論是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的消防員、高溫下作業的礦工，還是前往屋頂清理超高放射性石墨的“人肉生化機器人”，都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美劇《切爾諾貝利》劇照
之後，為避免反應堆核心內高溫鈾與水泥融化而成的岩漿熔穿廠房底板進入地下，蘇聯修建了一座預計壽命為30年的鋼筋混凝土石棺，將炸燬的四號反應堆徹底封閉。同時，當局將反應堆周圍30公里半徑範圍劃為隔離區，撤走9萬居民，並獵殺禁區內的所有家畜。“鬼城”切爾諾貝利誕生。
至於“重建”，在切爾諾貝利4300平方公里高度汙染的土地上，不是不曾發生，只是這一次，自然不再信任人類。
科學家計算，由於鈈元素的存在，切爾諾貝利要恢復適宜人類居住的狀態，至少需要2萬年——在人類的時間尺度上，這幾乎就是永遠。
但離開了人類，大自然的痊癒似乎要順利得多，這片土地逐漸從“生命沙漠”轉變為“綠洲”。
最早，有人發現21頭從隔離檢查區逃出來的普氏野馬生活在無人區，到了2005年年初，其種群的數量已達到64頭。
切爾諾貝利內部，工作人員正在檢測核輻射數值
烏克蘭切爾諾貝利中心的研究人員謝爾蓋·噶沙克，自2000年開始在無人區內拍攝野生動物，將那些無視輻射的山貓、野豬、灰狼、鹿、馬和水獺等——納入鏡頭。
據統計，在切爾諾貝利，狼的數量是其他未受汙染地區的7倍。而作為食物鏈頂端的生物，狼的出現通常也標誌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態。
儘管今天科學家們對於“切爾諾貝利事故造成了野生動物種群的復興”這個論題仍然意見不一，但人類不可承受的輻射，對於動植物來說，顯然並不致命。
它們除了擁有對抗輻射的天然抵抗力外，還擁有DNA變異修復能力。科學家解釋，這是因為在動植物進化的早期，地球表面的自然輻射水平要比現在高得多，因此，禁區內的動植物體內，可能仍保留有遠古時代的適應能力。
在切爾諾貝利地區出現的狼
可以說，核汙染對於野生動物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幫助它們驅逐了人類。所以，到底什麼才是災難？這一切又是誰的災難？
不可否認，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憑藉“魯濱遜式”的智慧，一次次地在災難之後存續文明的火種。
直到近年來，災難變得頻發，人們才開始質疑“人定勝天”背後的傲慢與無知，轉而試圖理解自然世界的運轉規律，將目光投向與人類共居於這顆星球的更多生靈。
重建，不再僅限於“人類的家園”，也重建認知，重建面對自然時的敬畏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