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名
叫拴牢，生于1970年农历的阳春三月，家乡泾河北岸的塬上还是一片春寒料峭的光景。刚过完满月，父亲就在妈妈坐月子的窑洞的火炕后窑壁上用斧头打进一根带个小铁环的铁棒，用一根棉绳把我拦腰一绑，另一头拴在铁环上，父母亲就义无反顾、头也不回地操起农具，跟着敲响上工大钟的队长下地干活去了。直到他们杀工（方言：即收工）回家，我才能被从铁环上解下来，投进妈妈温暖的怀抱。父母每次出门前，父亲只叮咛一句：把娃拴牢！后来也就给我起了拴牢的名字。这中间我自己几哭几眠，只有天知地知和疼娃的妈妈知道。吃罢一顿饭，队长上工的铃又响了，我又被拴在火炕后的铁环上，自哭自眠，等待妈妈收工回还......
农民的孩子结实！就这样，我被拴到了5岁左右，父母上工时不用再拴到炕后的铁环上了，发到我手里的玩具，是一只编织精巧的小竹笼，不论父母在哪条沟或哪道梁上做工，就带我到他们工地旁边，叫我用这个小竹笼开始学着为家里的猪羊兔拾草。人渐长大，竹笼也在变大。这是当时农村的一种生活法则，也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那站在高台上指挥大家干活的队长不时还要训斥人，说是训斥，实际都是日决（方言：即骂人）了。日娘叫老子的日决，村民们一句也不敢回嘴。记得有一个刚回社参加劳动的初中毕业生回了一句队长的嘴，队长当即叫了十几个壮劳力把这个小伙子围一圈，你推他桑的批斗了好一阵，批斗完，小伙子已是灰塌土脸，衣烂情伤的惨状了。
我渐次地长大，也就潜移默化地随着父母投入到了劳动生活中。那时的人们对孩子上学都不太重视，我上学时已9周岁了，记得很清，学费是1元5角钱，为了这1元5角的学费，母亲卖了一篮子鸡蛋。一个鸡蛋是八分钱，那时父母上一天工算一个工，一个工也才八分钱。但上工的工分都被一个叫记工员的人给大家密密麻麻记在一本人手一册的《记工本》上，到了年底威风的队长才会和村委会的几个强悍干部（副队长、会计、出纳、库管、记工员等）汇总起来，按大家记工多少给分配成可怜的人均几十斤粗粮细粮，各家分到手的现金差不多都是七、八块，没有超过十元的。所以上学的1元5角学费是指不上这年终队上分配款的。那时的主要开销就是点火用的洋火（方言：即火柴）和点灯用的煤油。一封火柴十小盒是两毛钱，一斤煤油一毛二分钱。那时的火柴做工精细，根数装的很多，一小盒够妈妈做饭点灯用一个礼拜。火柴和煤油基本上一月到镇上的供销社购一回。我最喜欢的事就是随父亲去镇上购火柴和煤油。因为这种时候父亲购完煤油和火柴，都会掏出一张毛币给我买上五块洋糖（方言：即水果糖），让我甜甜地一路回家！这条甜蜜的购物之路，如今还叫我很是怀念，天下再没有造出过当年那么甜蜜的水果糖了！
我年龄小，在队里上工不够格。参加劳动都是在自家的二亩自留地里，这二亩自留地是土改时在爷爷手里就分得的。所谓自留地，就是分给农民各家自由耕种，用以养家糊口，且不用上交公粮的土地。当我能拿得起小锄头在自留地里挖地的时候，就能感觉出父母亲在自留地里干活如绣花，非常的仔细。勤劳智慧的母亲把二亩自留地分成了几大块，靠西首是一片不到三分地的菜园，边边都种的葫芦和南瓜，这两种蔬菜藤蔓繁茂悠长，占地很多，就把它们种在地边边，让它们的藤和果实顺地边吊下，这样不占地的面积。菜地中间有一片韭菜、一片葱、一溜西红柿啥的。挨着菜地是三分左右的土豆地，土豆过去有二分左右的大白菜地。一入冬，土豆和腌制的大白菜就是一家人过冬的主要菜谱。妈妈腌制的大白菜非常好吃，清脆爽口，冬里孩子们口淡了，都会用筷子从腌菜瓮里捞出一瓣腌菜来当水果吃。剩余的地块一半种玉米，一半种小麦。玉米是冬季的主食，小麦磨的白面平时吃不上，要吃也要和玉米面互相包上蒸馍或擀面吃，人们戏称这种面食叫“金裹银”。
这种艰苦的日子过到了1979年，农村全面开展了土地包产到户的改革。我家分得9亩6分8厘地，分布在三个坡头和一条坡沟之中，共四大块。按照母亲的规划，四大块地分别种上玉米、小麦、油菜，还扩大了自留地里的蔬菜种植面积（现在属于自己的地多了，菜地面积才能扩大）。
家乡的小山村地处泾河以北的旱塬上，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地里不论种什么农作物，一年只能种一料收一料。所以父母亲就严密控制四大地块中种植作物的品种，同一块地，今年种小麦，来年就种玉米或油菜，这叫倒茬，土地营养互调，长出的庄稼才能更旺。
自从包产到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农民的“自留地”面积加大了，原来农民只把自留地用绣花的劲去种，那现在分别分到各户的所有地块，都当自留地的种了。父母更是没黑没明的种着分给他们的9亩6分8厘地，明月高挂的夜晚，父亲还在地里用架子车运粪。他们干活不声不吭，好多时候，我感觉土地成了他们的孩子，只有在夏秋的收获季才能看到他们欢畅的笑脸，不时还能听到父亲唱出声的秦腔戏。
在要交公粮的那十多年里，每年夏收前父母亲先选出一块长势最好的小麦种植地，收割下来，碾打晒干，去镇上粮库交上足额的公粮，剩下的在齐收齐碾归入自家的仓库。“公粮可开不得玩笑！”这是父亲那些年夏收时的口头禅。
大概到了2000年左右国家不再收公粮了，每亩地还给发放十多元的种地补贴。这个政策好像给了当时交了一辈子公粮的父母亲吃了兴奋剂，他们种地的积极性空前的提高，还在离家5华里的山沟里开垦出了一块3亩多的荒山地。而这一年的我已娶妻生子，且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农村的改革分两条路走，一是土地包产到户；二是农村经济市场的自由开放，也就是农民除了种地，还可以自由经商做生意。2000年的农村小镇上已是商户林立，市场一片斐然了。我开店的时候，父亲是不赞成的，他说农民就以种地为本，做生意那是一种“投机取巧”。为了扩大门面，更为了提高街面上自家店的竞争力度，我除了借亲友的钱，还以月息4分向民间借贷了3万元，几年下来，生意做的焦头烂额，熬到了2005年左右，我弃家南下去了西安城。作为土改后的第三代农民，我背井离乡去城里寻找经济上的发展机会。我离家时父母很是无奈，一再还叮嘱：外边不好混了就回家来，家里还有9亩6分8厘地！父母对土地的深情和厚谊，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但土地在进入“新时代”社会后的物值产出，叫我这第三代农民感到无语。火柴已不是两毛一封，涨到了一块；点灯已不用煤油，而是3毛一度的交流电了等等，物价在渐渐地升涨，粮价却如如不动，产量也有限，所有农民仓里的余粮已满满，但手头经济的紧张让农民也渐渐感到了一种紧迫。大部分青年农民已南下深圳广州打工，中学里出现了辍学打工潮。挣了钱的农民，已盖起了一砖到顶的房子，而没钱的农民还住在窑洞中；挣了钱的农民买了新自行车，有的已骑上了摩托车，而没钱的农民赶集会串亲戚还要步行走路；有的农民已把孩子带到了城里上学，而有的农民孩子上学学费已成困难......父辈们好像看不到这种经济潮中的新现象，他们只注重深爱着他们的土地，吃菜有自己的菜园，花钱有养的鸡下的蛋，穿衣能遮体保温就满足了。种地绝对是他们的天职，就像士兵洒血战场是士兵的天职一样！
我能想通，父母热爱土地如爱子，这并非他们的呆痴，这是中华五千年农耕思维的自然贯穿！对父母来说，地荒就是一种罪，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不得不说，在农民的行列中，父母亲这一代绝对称得上最优秀的一代农民！黄土地在他们手里，其长粮食的功能被父母亲发挥到了极致，父母不愧于黄天，不愧于厚土，不愧于农民这一称号。
如今，父母亲都已长眠在他们辛勤耕种了一生的黄土地上。母亲临走，在弥留之际还叮嘱我，要把9亩6分8厘地种好，可不敢荒了，地荒是有罪的！也许支撑父母勤劳耕耘的就是这一个信条：地荒了是有罪的！
父母走了，不管地荒是否有罪，我把9亩6分8厘地全部撂荒了。我明白，我身为农民，却干着非农民的事情，整天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国家把土地的补贴由当初的十几元提高到了现在的每亩69元。也就是，我每年能从国家领取69×9.68=667.92元的种地补贴款，而土地却皆悉让我撂荒着。这几百元虽然干不了什么，但我领它时，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罪感。面对苍天，面对撂荒的土地，面对国家发放的种地补贴款，面对我身为农民却混迹于城市干着非农的事的现实，我真要大声吼：生为中国的农民，我真的很抱歉！
但若要让我放弃这撂荒的9亩6分8厘地，我真的不愿意，发自内心的不愿意。作为一名农民，我除了这9亩多承包地，社会上也就是在国家层面，我再无任何依赖，这9亩多地就是我作为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目前荒是荒着，若社会不好混，还可回家种地养家；若国家有重新安置农民的好政策，这9亩多地能否让我作为农民而分得一杯国家政策上的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