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战迭起的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各派政治势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在统治阶级方面，控制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省地方军阀则要求“自制”或“连省自治”。这两种对立的主张，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各派军阀自身的利益，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主张建立 好人政府以为用不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军阀统治，只要有所谓的好人进入政府，中国就能得救。至于这些好人如何才能进入政府，以及进入政府后是否能起作用的问题，则是他们所不能答复的。孙中山虽然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却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起斗争的革命纲领。1920年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粤军逐出广东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竖起护法的旗帜，1921年4月，孙中山被在广东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打算依靠陈炯明的武力，以广东为基地举行北伐，陈炯明虽是国民党人，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还标榜奉行社会主义，但他暗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策动，并和直系军阀勾结，于1922年6月公开发动武装叛乱，终于暴露出他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嘴脸。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他的护法运动至此完结。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正在此时，年轻的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主义政府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相互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这些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推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确定现实的奋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