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益唱說育兒
”獨家原創，圖片來源於網絡，如侵權請聯繫刪除白居易既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傑出詩人，又是“新樂府運動”的領袖。應該說，中唐的“新樂府”詩，不僅十分貼近現實，干預生活，充分發揮了詩的諷喻作用，而且使樂府詩的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境界。白居易無疑是新樂府詩創作成就最為卓著者，同時也是新樂府詩的理論代表。但是，白居易的詩歌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且，他在“新樂府”之外的其他詩體創作可能對詩史發展的影響更大一些。
白居易把自己的詩作分為四類，即諷喻詩、感傷詩、閒適詩、雜律詩。其諷喻詩都是作於任諫官時期。白氏的諷喻詩多是以“新樂府”的形式出現的。因而，白氏“新樂府”代表了其諷喻詩的成就。白居易寫作新樂府詩，有明確的創作宗旨，如其在《新樂府序》中所說:“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既說明《新樂府》的創作宗旨，同時也標示了“新樂府”的創作特徵。
由於“新樂府”的寫作是為了明顯而直接的諷喻目的，所以語言十分切直，並無什麼餘味可言每一首詩，詩人都以一個小序揭櫫詩的主旨，如“《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縛戎人》，達窮民之情也。”“《杜陵叟》傷農夫之困也。”“《賣炭翁》，苦宮市也。”等等。“新樂府”帶有強烈的諷喻性，多以諷誡當日弊政為目的，其現實意義是相當鮮明的。詩中有生動的敘述，鮮明的人物刻畫，如《新豐折臂翁》以一個折臂老人的經歷來指斥以邊功邀賞者。天寶年間，唐王朝統治者窮兵黷武到處徵兵，驅往雲南，結果“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孃夫別妻。皆雲前後徵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當時，詩中主人公為了逃避厄運，於是不惜自殘，“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徵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至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詩人所寫，十分慘痛，把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通過折臂翁的經歷深刻地揭露出來。詩人又在詩的末幾句直陳主旨:“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民怨，請問新豐折臂翁！”這首詩在新樂府中是頗為典型的，他如《上陽白髮人》《杜陵叟》《海漫漫》《賣炭翁》等，基本寫法都類似，有諷有喻，有記敘刻畫，也有直點主題。
“新樂府”一方面承繼了樂府詩長於敘事的傳統，多有形象生動的敘寫描繪，同時，又強化主題的力度，作者直接出面宣示題旨。白居易諷喻詩中另有《秦中吟》十首。《秦中吟》是白氏諷喻詩中的重要部分，其中有些篇章深刻揭露了當時社會的根本矛盾，沉重地打擊了當時統治集團中的反動勢力。白居易在他的《與元九書》中這樣介紹《秦中吟》:“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可見這組詩對黑暗勢力揭露的深刻有力，擊中要害！這組詩都寫於長安，有《議婚》《重賦》《傷宅》《傷友》《不致仕》《立碑》、《輕肥》、《五絃》、《買花》、《歌舞》十首，其中最深刻者莫過於《輕肥》《歌舞》《買花》。
《秦中吟》往往在前面描寫達官顯宦生活的豪奢，而在詩的結尾寫民眾凍餓至死的慘狀，構成強烈的對比。《歌舞》中雲:“…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為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輕肥》中雲:“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種具有強烈對比效果的手法在《秦中吟》中較為普遍，形成了一種藝術上的特色。
白居易的諷喻詩在藝術表現上“其辭質而徑”、“其體順而肆”，剴切明直，無復含蘊。他之所以這樣表現有其特定的政治功利目的，主要是為了諷喻的需要，並不代表白氏的總體詩學觀。從藝術性的角度來看，白氏的諷喻詩未必是上乘，但它們在詩史上仍。有不可磨滅的光彩。在此後的感傷詩、閒適詩、雜律詩的創作中，就不再有這種寫法，而是很有藝術魅力的感傷詩中的兩篇歌行體傑作《長恨歌》和《琵琶行》，便是白詩中傳誦最廣、影響最大的作品。
白居易之所以列“感傷”為其詩的一大類，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與文學史基礎的。在白居易所處的時代，社會境況與盛唐相比，顯現出由盛而衰的極大變化，戰亂之餘，民生凋敝，頗見蕭條。而就人的個體心靈而言，很多士大夫都經歷了由盛而衰的人事坎坷，正與其時代氛圍相吻合。因而，感傷的情調，成為貞元元和年間詩歌創作中的一種重要傾向。其次，《長恨歌》、《琵琶行》的創作體現了元和時期的詩格變化。
白居易曾言:“詩到元和體變新”，可以很好地概括中唐元和時期詩壇上創作風氣的轉變。尚俗、務盡，排比鋪陳的寫法成為一時之風。《長恨歌》、《琵琶行》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這種詩風變心化。明胡應麟說:“元微之以杜之鋪陳終始，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猶數百。”（《詩藪》）元白集中多有排比鋪陳之長篇排律，《長》、《琵》雖非這種排律，但頗見排比鋪陳之特徵。詩人從各個方面、各個角度來鋪排渲染，務求明白詳盡，與盛唐詩的意在言外判為兩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