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字孟實，1897年10月出生在安徽省桐城縣，1922年香港大學教育系畢業，獲學士學位，1925年起先後就讀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和斯特拉斯堡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先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教務長兼外語系主任、北京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商務印書館《文學雜誌》主編。新中國成立後，朱光潛一直是北京大學教授，歷任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華美學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等職。朱光潛是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和翻譯家。他的《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談美》《美學批判論文集》《西方美學史》《美學拾穗集》等著作，以文筆優美暢達、見解獨到精闢而蜚聲於海內外，為中國美學和文藝理論發展做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他精通英語、德語、法語和俄語，翻譯了柏拉圖《文藝對話集》、萊辛《拉奧孔》、愛克曼《歌德談話錄》、黑格爾《美學》、維科《新科學》等大量西方美學名著，為中國學術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留下寶貴的思想財富。朱光潛於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在北京大學我所認識的教授之中，朱先生是我接觸最多，也是忘年相交最深的一個。碰到不少北大的老師，都說朱先生很勤奮，甚至是最勤奮的一個。對此，朱先生解釋說，這種勤奮，並不是出於明白，而恰恰是出於自己的不明白；因為，有許多事情不明白而想盡快地搞明白——儘管如此，有些事情卻始終未能搞明白。例如，關於生命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說自己並不瞭解。但是，又不能等了解了再去生活。只能是邊生活，邊瞭解。
朱先生批評那種坐而論道，“不抓住每一頃刻在實現中的人生，而去追究過去的原因與未來的究竟”，做“無窮追溯”的傾向。“這道理哲學家們本應知道，而愛追究最初因和最後果的偏偏是這些哲學家們。”這是“不通達”。他認為，應該恰恰相反，求諸抓得住的現在，而不是渺茫不可知的未來。
他在意流逝，但不悲觀：“孔子看水，發過一個最深永的感嘆，他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人生本來就是流動的；就‘逝’的一方面來看，不免令人想到毀滅與空虛——但是，這並不是有去無來，而是去的若不去，來的就不能來；生生不息，才能念念常新。”
朱先生在其處女作《無言之美》中，就已經提出了他對生活的根本看法。他說：“我們所居的世界是完美的，就因為它是不完美的。這話表面看去，不通已極。但是實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類所過的生活便呆板已極，因為倘若件件事都盡美盡善了，自然沒有希望發生，更沒有努力奮鬥的必要。生活最可樂的就是活動所生的感覺，就是奮鬥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們如何能嘗創造成功的快慰？”
生活中碰到麻煩和痛苦，這是免不了的，即便是在自己的家裡，即便是出於愛。總體上，朱先生是很達觀的，對不如意的事情看得很開。
在文人圈子裡生活，又會有一些特別的麻煩，有那種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對於這些，他是既反感又無奈，深感小鬼難纏。他回顧說，年輕的時候，自以為不問政治，就高人一等；但是，你想躲避是非糾紛，是非糾紛卻非敲你的門不可。而事實上，最容易得罪人的，就是說真話、做實事，特別是做成功了點什麼，有了一點名氣，你就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就容易成為靶子。
在那大張旗鼓的全國性的美學大辯論中，儘管朱先生已是“千夫所指”，但他依然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輕易地接納他認為並不正確的批評。他保持著他那堅持真理的讀書人準則。他的精神追求是一以貫之的：不辜負世界的恢弘和人生的豐富，不勉強一切人都走一條路。
不僅如此，他還把這一點發展到了極致：他儘可能去發現批評他的人的優點。比如上世紀80年代前期，他有一次曾拿出胡喬木給他的親筆信讓我看。我感覺到這封信突出地表達了對朱先生的敬意。當時，朱先生正受到批判，心情很不好，常常吃不下飯，也不做事，兩眼呆呆地望著窗外。朱先生憂心的是：我們民族的傷痛還沒有從“文革”的災難中痊癒，怎麼可以再往傷口上撒鹽呢？朱師母叫我常去陪他說說話。圍繞著這封信，我們討論了很多。儘管許多人都在聲嘶力竭地對朱先生口誅筆伐；但是，主持批判的人對他仍不失尊敬。朱先生認為：由此可見他們的了不起；所以，被批判的人，氣量可以大一點，不必有太多的牴觸。
後來，我自己的歲數也在慢慢增大，經歷也多了起來，我也看到了人生中的悲劇的因素。我很想把自己的體會告訴朱先生，然而，這時他早已離開了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