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清水江畔
隨著城鎮化進程日益加快，“農村空心化、農業邊緣化、農民老齡化”問題應運而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了解決上述“三農”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旗幟鮮明的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在頂層設計之下，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都從各自不同的視角，提出解決這一複雜問題的思路和方法。通過對這一問題相關研究的系統梳理，研究者達成一種共識：進行鄉村振興首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讓缺失的主體（人）有序的迴歸。
一、鄉村發展遇到的瓶頸
我們都知道，鄉村的基本構成單位始於血緣家庭，在此之上，由有血緣的家庭組成鄉村的核心構成部分——家族。不同的家族之間為了獲得共同的發展，聯合起來共同構築起了一個個鄉村。這樣構築起來的鄉村，除了行政領導外，更多的是依靠在"寨老"的協商下，使各個家族之間能排除爭議，獲得共識，從而達成了協商一致的契約，並在契約的規約下，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事其務。如果鄉村按照這樣的良性運行，也就無需我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去加以保護和振興了。
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卻在於，隨著中國城市化日益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鄉村在不斷地"衰落"和"凋敝"。當然，導致鄉村"衰落""凋敝"的原因有很多，張克俊歸納了鄉村"衰落""凋敝"的五個表現。
一是農村空心化，農村房屋大量閒置，農村家庭空巢率持續上升，一些傳統村落凋敝甚至走向消亡，鄉村記憶消失，文化流失明顯；
二是農民老齡化，許多農村地區支撐農業生產活動的主體是50歲以上的老年人和婦女，即"386199"部隊，"誰來種地"的矛盾突出；隨著中國城市化快速的發展，農村男性青壯年勞動力進城打工的數量劇增，廣大農村留守的婦女、兒童、老人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備受關注，被戲稱為"386199部隊"。
三是農業副業化，雖然近年來現代農業不斷加快發展，但這仍只是存在於一些區位條件好、資源優勢突出的局部空間和點位，大量面積的則是小規模、一家一戶的傳統農業、兼業農業、老人農業；
四是農村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公共事業發展滯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低，鄉村治理落後，農民的法制意識比較薄弱，現代文明程度低；
五是農村生態環境退化，不少地方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現象突出，農膜、農藥、化肥超量使用，農村面源汙染較為嚴重。總體而言，我國農業現代化已成為"四化"同步最大的短板，農村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制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鄉村"衰落""凋敝"主要導因於生活在鄉村裡的青壯年越來越少，而留守的婦女、兒童和老人佔比越來越高，從而使"空心村"的範圍變得越來越大。這樣一來，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在鄉村主體"人"的缺失之後，逐步打亂了鄉村穩定延續的狀態，鄉村開始出現"病態"，並在痛苦的呻吟中陸續的倒下。為此，我們就很有必要對其"生病"的原因進行分析，併為其恢復健康找到一劑"良方"，從而也為鄉村振興找到一個出發點和著力點。
二、鄉村振興主體缺失的途徑
一是接受教育之後，通過考試，憑藉高等院校或職業技（院）校這個門檻，而離開自己的鄉村進入到城市生活。我們也知道，國家通過這樣的方式，雖然為鄉村培養了不少精英人才，但是無形當中，使得這樣的人才遠離了自己的村落，並開始淡忘了自己的村落，甚至背離了自己的村落，然後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城裡人"，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從而導致了鄉村"精英人才"的缺失。當然，我們不能責怪這些人對自己村落的發展沒有責任心，沒有擔當。因為他們從小接受的這種教育，不論從教學的內容、教學的形式、還是教學的成效評估，亦或是對人格的塑造，都是以"城市的需要"為底本，一個個幼弱的鄉村小孩，又怎麼能夠抗拒這樣的力量。
二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大量的青壯年甚至少部分老年人開始離開自己的村落走上了打工的行列。對於中國出現的"打工潮"，很多的學者都進行過相關的研究，普遍認為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城鄉發展不平衡，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加、城鄉居民消費差距不斷擴大等等。我們同樣沒有理由去責怪這些因為生計離開自己的村落而外出務工的村民，因為在社會的發展過程當中，他們當然有權力和城裡人一樣去享受因社會經濟發展而帶來的日益豐裕的物質、精神等方面的生活追求。
三、讓鄉村振興主體迴歸的思考
為了能讓振興鄉村的主體有序地迴歸村落，有些學者從歷史的維度，去探尋主體迴歸的良方。他們認為，針對第一種走出去的"精英"，可以借鑑歷史的經驗讓他們迴歸。在中國歷史上，官員退休後，皇帝會賞賜一定的金銀和土地，讓他們回到老家安居樂業。那麼今天，我國政府是否可以沿用這樣的思路，制定相關的政策，鼓勵從鄉村走出去的知識分子或名流學者在退休後回到自己的村落，給他們一定的宅基地和安家的費用，讓他們在晚年的時候能為自己村落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讓他們的迴歸發揮出古代鄉賢的作用，這樣可能會對鄉村振興起到積極的作用。
有些學者從現實的觀照中，去破解主體迴歸的困惑。他們認為，第二種離開村落而進入一個對自己而言相對陌生的城鎮區域生活，其主要的目的還是為生計所迫。呼籲國家給予優惠政策，創設路徑讓他們回家創業，通過不同的渠道，增加村民的收入，從而縮小城鄉差別，讓村民在自己的村落中也能體面的生活，那麼鄉村振興的主體就能有序的迴歸。
採用政策手段鼓勵年輕學子熱愛農村，迴歸農村創業，當然是一項很有見地的政策路徑選擇。但要使這樣的政策路徑產生實效，問題不出在生活待遇上，反倒是出在創建什麼樣的農業問題上。中國本來有自己優秀的傳統農業，但是在中國崛起之前，由於歷史的原因所使然，中國的社會氛圍中出現的崇洋媚外，鄙視傳統之風甚囂塵上。世風所染，不僅鄉民，連城裡人都迷失了自我。就是到了中國崛起後的當下，國外要對中國打貿易戰，限制中國商品入境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國還有不少人認定洋貨好，中國的土貨差，偏偏要到國外去買"中國貨"。如果這樣的邪門歪道得不到抑制，最終必然會干擾到中國傳統農業的復興，傳統農業復興不了，向現代化轉型就很難實現。這樣一來，即使是學農業的知識分子回到自己的家鄉，該如何做？做什麼？同樣要墜入霧裡煙雲。他們起不到示範標杆作用，他們能夠發揮的效用也就堪憂了。如此看來，政策能夠讓他們回鄉去，但卻不能讓他們壯大發展、落地生根。
為了破解這一難題，我們不妨看看國外是怎樣看待中國傳統農業的。20世紀初，美國出現農業危機時，聯邦政府指派富蘭克林·H·金到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進行農業考察，回國後編寫了《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一書，大力盛讚中國傳統農業的輝煌，耕作了四千年的土地還不會退化，人與自然的關係和諧共榮，號召全美國向中國學習。其後，這本書指導了好幾屆美國政府的施政，其中就包括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內，並因此而推動了美國生態農業運動，至今在美國還在產生著深遠的社會影響。
再回首看，為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的化解方案多種多樣，但都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關鍵原因在於，長期以來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本身就存在重大的偏頗，大都認為西方的"集約"農業好，於是明裡暗裡鼓吹中國也需要生搬硬套發展"集約"農業。正如溫鐵軍在中文版《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的序裡面所說的那樣。
百年前的學者已經認識到中美兩國農業生產模式存在的巨大要素稟賦差異而不可能完全效法彼此。但是當前無論政策界、學術界，還是主流社會，堅持認為中國農業應該轉向美國"大規模+集約化生產"模式的大有人在，實在令人對這種"無知者無畏"的泛濫感到驚愕，也不得不對農業政策中長期存在的偏差而帶來的"雙重負外部性"——生態環境損失和食品安全失控，而令人扼腕。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即使是農業專業畢業的高才生、博士，心目中只看重西方的"集約"農業，而忽視中國的傳統農業。這樣一來，他們即使回到鄉村，往往也會處於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尷尬境地。這個問題不解決，他們即使回了鄉，鄉村振興同樣無望。因而，這樣的路徑選擇同樣是治標之策，非治本之方。
四、鄉村振興主體迴歸的文化途徑
鄉村振興雖說與農業直接關聯，但其背後卻是文化的復興問題。按常規的邏輯分析，世人都會一致公認隨著中國的崛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自強和自信必將隨之而至，殊不知文化的運行本身就具有慣性，歷史上積澱下來的民族自卑、自棄和自疑，不會隨著國家的強大而快速調試到位，歷史的陰影按慣性會延續很長一個時段。具體到當下中國的現實而言，恰好就是如此。
令人猛醒的事實恰好在於，經過一百多年的屈辱和創傷之後，中國雖然做到了和平崛起，但歷史的創傷培育出來的自卑、自棄和自疑，卻像陰影一樣棄之不去。這樣說也許會刺傷某些人的神經，但卻不得不說，因為這是不爭的事實。
別的且不說，單說中國緊鄰的日本和韓國，就足以說明事實的客觀性了。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至今還是美國的附庸，但是日本土產的優質稻米，即使賣到了180元人民幣每市斤的高價，日本民眾寧可出高價買本土的大米，也不願意廉價購買從美國進口的大米。我們可以看到，日、美兩兩國大米的差價高達10:1，於是圍繞農產品市場的開發，美日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貿易談判，至今日本仍然沒有低頭。對此，我們不得不佩服大和民族的文化自覺、自強和自信，也不得不稱讚日本民眾的愛國性。韓國也是如此，韓國至今還堅持身土不二的文化信條，該信條其實來自中國的中醫，其後被朝鮮學者編成了《東醫寶鑑》，直到今天，韓國民眾還堅持只有本土所產的糧食才養生，對產自國外的產品加以拒絕，寧可高價購買本土所產的糧食，也不會廉價購買國外的糧食。他們絕不是亂花錢，而是要信守自己的文化信條。
與此同時，歐盟雖是美國的盟友，也是北大西洋集團的保護對象，但歐盟各國卻一直抵制美國的轉基因食品。與美國的農產品進口談判，歐盟從未有國家低過頭，其民族自信、自覺和自強同樣值得稱讚，而中國在這一問題上恰好缺位。當前中國已經加入了世貿組織，中國當然不能背信棄義，設置關稅壁壘，阻擋國外農產品的入境。但中國何嘗不可以仿效日本、韓國和歐盟，培植民族文化的自覺、自強和自信，讓那些轉基因垃圾農產品，靠糧食傾銷左右中國社會的圖謀阻擋在境外，何嘗不可以激勵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自強和自信，讓國外農產品能夠進的來卻賣不出去。其他發達國家可以這樣做，中國為何不可以？
就這一意義上說，鄉村振興問題、主體人才迴歸問題，說到底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問題，而且是事關中華民族總體利益的文化大問題。與其靠政策強制執行，或者靠經濟利益引誘，去驅動鄉村人才的迴歸，倒不如啟動文化手段讓整個中華民族在農業問題上樹立文化的自覺、自強和自信。因為這樣做既維護了中國對世貿組織的承諾，又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而結果卻可以在無需投入、無需技術引進的前提下，就可以靠農民自身去實現鄉村振興，還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樹立一個榜樣。
五、結語
文化自覺與鄉村振興都成了一個時不我待的研究課題。但是，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覺，實現鄉村振興，都應當是鄉村振興主體實行自下而上的一種營造（或構建）和自上而下的資源對接。這是因為，鄉村社區的文化自覺也好，還是鄉村的振興也罷，必定是一個傳統鄉村的延續，而不是對傳統鄉村的背叛與否定。這種自覺和振興的載體依然只能是傳統的村落，其主體只能是生活在傳統村落裡面的人，其動力只能來源於傳統村落的文化。這是因為，這些是我們實現文化自覺與鄉村振興的轉盤。因此，我們今天要實現文化自覺與鄉村振興，不是要去摧毀這個轉盤，也不是要去消解這個轉盤，而是要修復這個轉盤，將這個轉盤在城鎮化進程中導致的某些失落、生鏽的鏈條進行修補。要知道，"破舊立新"的代價是慘重的，是鄉村社會難以承受的。因此，我們需要在轉盤的運轉中，檢查這樣的部件，查處其存在的問題，何以阻礙了鄉村社區的文化自覺與振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