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松生，现年72岁，宝丰县城关镇北街人。1944年春，侵华日军发动“中原大战”，我在洛阳被俘。后辗转被送到日本的神户。神户是个大海岛，当时集中到那里的还有美军俘虏，朝鲜劳工，人很多。我们被分住在一座三层大楼上。按100人一个中队编制，下辖5个班。我被编在山东三中队。俘虏兵一律身穿黄色单衣。任务是搞装卸，天不明就上工，天黑才下工。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一天三顿饭，一顿4两米（或高粱米）。
繁重的劳动．吃不饱，许多同胞相继病倒。我们的中队长叫李寿彬，是个共产党员，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队长。他说：“我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抗争，不能让曰本人把我们白白折磨死————”。中队长李寿彬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阴历十月初的一天早上，同胞们把日军送饭的木箱连同饭盒一下从窗户里扔到三层楼外。此事惊动了日本当局。我们向日本当局提出两个条件，让他答复。一是增加食物；二是减轻劳动。 日本当局无奈，最后答复，我们每人一天增加三两红薯。
这次罢工绝食斗争了两天，得到了初步胜利，生活有了点改善，但李寿彬的中队长被搬职了。
同胞们也从这次斗争中看到了希望，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
狡猾毒辣的日军，怕事态扩大，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我们三个中队被调到子洛洼岛。这座岛东北南三面临海，西面有座大木桥，是日本当局通往该岛的必经之路。到了子洛洼岛．由于生活极其困苦，劳动又过重，从元月至七月就死亡20余人，眼瞎的多达30多人，病倒的就更多了。
我们三中队的宋连三（山西人）在一次装卸桔子时，偷吃了两个，被日本哨所警寨发现，先打嘴巴，后被哨所警察用刺刀往嘴里乱戳，把嘴都戳透透了。三中队的马土（山东人），
到伙房外边下水道里偷捞一点剩饭和菜叶充饥，被哨所警察发现后，先是一顿毒打，后又被逼强行上工。包太重扛不动，被工头逼得在船舱自尽。马土的惨死，激起起了我们的气愤；连夜召开三个中队班长以上人员紧急会议，商讨抗争反暴对策。会上推举李寿彬为代表，每个中队再各选代表9人，我是代表之一。到日本警察局进行说理斗争。我们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增加伙食；二是减轻劳动；三是日本人不准随便杀害和虐待中国人。 第二天早上7点半钟全体代表和策应人员共70人到了警察局。
到了警察局，警察局局长蛮横不讲理，拍桌摔椅，大发雷霆，说我们是胡闹，还说：“胡闹就是对皇军的不忠。”我们的代表也不示弱，也拍桌摔椅来回击。警察局长看恐吓威胁制服不了，便调动400名警察，气势汹汹来镇压。
形势危急！怎么办？李寿彬智勇双全，紧紧抓住警察局长作人质，质问他：为什么派警察来镇压？我们揪住警察局局长的衣领向外拉。严正警告那些警察，如敢动枪，我们就先把他们的局长干掉。当我们把警察局长拉到离大木桥不远的地方，被警察拦阻。与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展开肉搏争夺，我们以棍棒作武器，日本警察以枪杆相击。混战中警察局长乘机逃窜。
由于寡不敌众，我们边打边退，冲过譬察重围，向东撤退。经过十几分钟激烈搏斗，我方被打死打伤7人（其中打死3人，伤4人），日力伤亡倍于我方。日本警察始终未敢开枪。
其间，我们又乘胜迫击，砸了一个商场，一个军用仓库；二次再砸警察局。
日军害怕事态继续扩大，最后，由日本当局出面迸行调解。双方协商，谈判地点在大木桥。以大木桥东西为界：大桥以西为界，大桥以西为日方；木桥以东为我方。谈判结果，我们所提条件被全部答应。抗争反暴斗争再次取得胜利。
日本投降后，我们在联合国军队的接应下，才回到租国的怀抱和家人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