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誰？
對於現在年輕人來說，這是個陌生的名字。若問50後、60後，基本上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有個說法就是，“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這一個作家就是浩然。
浩然雖然是個只上過3年小學的農民子弟，因為《豔陽天》和《金光大道》而成為中國作品發行量最大的作家，創造了一個文壇奇蹟。
浩然是個特殊年代的奇蹟，一個普通的農民作家平步青雲變成萬人矚目的炙手可熱的人物，1976年9月，成為文學界唯一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代表。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政治風雲的變換使得浩然成了爭議很大的一個作家。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重寫文學史的熱潮中，浩然被人驅逐出了文學史，而且形成一股討伐批判的熱浪。
在一些批評家看來，浩然的作品在藝術表現上並沒有什麼成就，是種概念化的假大空的描寫和佯裝的幸福感，是奉命創作，是御用作家，是“十七年文學”的最後一個歌手。
1998年，浩然在《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的長篇訪談中宣稱:“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
浩然鮮明表明態度：(1)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豔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2)我認為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3)我想我是一個奇蹟，亙古從未出現的奇蹟。
浩然認為自己是一個奇蹟，是中國農民創造的奇蹟。
浩然的創作雖然受當時政治觀念很大的影響，但他的創作始終心懷農民，關心民生疾苦，“寫農民，給農民寫”，保持一種真誠的固執，同時不可避免帶有時代侷限性的作家。
浩然，本名梁金廣，祖籍寶坻縣單家莊。因家庭貧困，父親早年到唐山趙各莊煤礦當礦工，後舉家前往落戶。
浩然生長於礦區的大糞場，對土地有種特殊的感情，自己為居室題名為“泥土巢”。浩然以“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忠實代言人”為誓言，寫出了《豔陽天》《金光大道》等系列作品。
浩然說：“寫農民、給農民寫是我自覺自願挑起的擔子，我要把這副擔子挑到走不動、爬不動、再也拿不起筆時為止。”
浩然做為一個時代的一面鏡子，一段歷史文化的標誌，他的經歷和那個特殊時代是分不開的。他只是一個作家而已，沒有能力承擔一個時代的錯誤，對他的簡單否定，忽略了時代的背景，過於粗暴。
有一點要承認的是，浩然的作品影響了一代人，在高揚英雄主義的時代，在三突出的原則下，塑造了高大全的藝術形象。浩然在那個年代有他自己的獨特貢獻，承載了一代人的理想主義精神。浩然比起現在某些人汙衊英雄躲避崇高陷媚西方強多了。美國電影裡高大全的英雄多的是，有人看不到，偏偏指責浩然的作品。
浩然在藝術上也不是一無是處，不值一提，也有自己獨特的藝術貢獻。
木弓在《關於浩然的一點隨想》中指出，“再次讀《豔陽天》，我是非常震驚的。因為這部最具時代精神的長篇鉅著中居然看不到中國文人文化影響的痕跡，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識分子文化影響的痕跡，只有徹頭徹尾的充滿民間文化的泥土氣息，僅此一點，就值得我們刮目相看。在今天，這種寫作是多麼不可思議，而當年的浩然，居然創造了這樣一個文本。他用純粹民間的文化改造了已非常知識分子化的長篇小說形式，並創造了在一個封閉時 代才能實現的適合農民讀者閱讀的藝術表現形式。據我所知，在當代文學中，還沒有哪一個作家能夠如此建設性地給出一個長篇形式。貢獻一種藝術形式，是所有作家夢寐以求的理想。”
1992年，浩然獲英國劍橋世界傳記中心世界名人“二十世紀成就獎”；1999年，《豔陽天》位列香港《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第43名。
面對人們對他的批評，浩然在1984年曾經說過：“我承認時代的侷限性，意識到自己無力完全突破這個侷限，所以對自己走過的創作道路，只把過失當做教訓，當做繼續向前追趕的動力，從不後悔，更不因悔恨而沉淪。對已經公諸於世、成為社會之物的自己寫的作品，保持有主見的虛心和冷靜態度，不為它所遭受的褒貶所左右；儘量地自知自明、自信自強、別說糊塗話，不說獻媚話，更不說假話。”
有的批評是正常的文藝批評，有的批評就是人身攻擊和謾罵，浩然在《蒼生》的後記中這樣寫道：“我認為有人出於‘文人相輕’的嫉妒和有人不瞭解我而把我貶斥得面目皆非。”
著名文藝批評家雷達說浩然:“但由於作者對中國農民的熟悉、人民意識，其中塑造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還是有血肉的，頗為人稱道。縱觀他的創作，可見他是個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家。”
雷達眼裡的浩然是個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家。
梁曉聲認為，當年被時代高高拋起的浩然，仍然保持著作為作家的良知，他並沒有像有些得勢人那樣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這是難能可貴的。
浩然是個獨立性的時代作家，一直在那個時代裡解脫不出來，這是他的固執，也是他的個性。浩然向那些讓他懺悔的人，說不。
看看餘秋雨，就會發現浩然的可貴之處。餘秋雨也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但是拒絕承認歷史，在新時代裡含淚表演，人們發現大師的諂媚沒有改變。有良知有人民意識的作家不是什麼人都能擔當得起的。
新加坡一個財團要出200萬元買下浩然作品的所有版權，被浩然斷然拒絕。他說：“將來如果有人要改編我的作品，還得到國外去購買版權，那叫什麼事！”
當年，有一位廣州飲料廠的老闆，出一百萬想找浩然做代言人。廣告詞是這樣的：喝了這杯飲料，還可以寫一部《豔陽天》！結果被浩然斷然拒絕。
浩然說：“我為人的標準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熱誠待人，厚道而正直。”
浩然是個本分人，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不改變，在文壇上也是個異數。最重要的是，一個作家的良知沒有消失，這是很可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