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500年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開始，原本燦爛祥和的古印度文明就逐漸被“攻擊性文明”侵染和主導。
從雅利安人的征服欲到極端伊斯蘭的進攻慾望，從蒙古血統的莫臥兒王朝到1600年東印度公司的血腥壓榨，進攻、佔有和蠻不講理的邏輯，逐漸孕育出印度獨立後，尼赫魯式的印度精英的“霸權主義”，徹底將印度本土“和合”思想引向極端。
由此，印度獨立以來，這種進攻型的“霸權文化”便成為印度政治精英奉行的立世信條：印度不但想控制尼泊爾、不丹和錫金，還將整個喜馬拉雅山和西藏地區劃為其“勢力範圍”。
為此，為了“以和為貴”，周恩來總理四訪印度，與尼赫魯進行了推心置腹的面談。但遺憾的是尼赫魯及其政府依然我行我素。
為揭穿印度的霸權陰謀，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印衝突”的真相，周恩來決定在新德里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
這是一次震驚中外的記者招待會，是中國“以和為貴”“和合”思想的體現，也是周恩來智慧儒雅外交的一次完美體現，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面對複雜國際局勢的自行外交。
周恩來訪問印度
———————— 壹 ————————
無疑，印度的“不可思議”讓整個世界震驚不已。
原本從“被殖民”的時代剛剛獲得獨立，為何變得如此強勢和霸道？不但咄咄逼人地迫使尼泊爾和不丹接受其外交主導，且還對錫金拖延三尺（後來被印度徹底吞併）。
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對中國的整個西藏，藏南、阿克賽欽等地都持有領土要求和勢力範圍的主張。
事實上，在世界眼中，於本土印度人而言，一直以來都是“敦厚”“和氣”的印象，很少有咄咄逼人的氣勢。單憑其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印度人心甘情願接受並不曾反抗就能看出——這是一個奉行“苦行憎”的“柔和”的國家。
但自從印度1945年獨立以來，這樣的印象就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印度除了對以上國家表現得咄咄逼人外，更對雄踞東方的大國——中國吆三喝四，並不時以戰爭相威脅。
甚至於，根本就無視客觀事實的歪曲真相，表現得彷彿失去理智的狂人。
周恩來訪問印度
———————— 貳 ————————
所以，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按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第一次訪問印度。
當時，本著同為從殖民時代獨立的國家，有著共同的反殖反霸的現實需求，
印度和中國出現了短暫的“蜜月期”。所以，周恩來總理剛剛抵達新德里，從機場到市區的道路上，就有印度十餘萬印度群眾夾道歡迎，併為周恩來戴上金盞花和金香木編制的花環。
為此，周恩來與印度總理尼赫魯進行了6次正式會談。
6月28日，《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發表，重申了指導兩國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4個月後，尼赫魯偕女兒英迪拉·甘地回訪中國。毛澤東在會見尼赫魯時說：“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這種吵架同我們和杜勒斯（美國國務卿）的吵架性質是不同的。中印簽訂了關於西藏某些問題的協定，這有利於消除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
同一年，尼赫魯再次來到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起出席了印度駐華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1956年底，周恩來再度訪問印度並停留12天。 中國代表團所到之處，無不受到印度群眾的熱烈歡迎，“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號喊得熱火朝天。
在這一時期，出於外交的需要，中印邊界領土爭議曾一度被擱置，中印雙方都默契地對這個話題“避而不談”。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問題已經解決，中印間的領土糾紛，就像一座休眠的火山，潛伏在和平友好的表象之下。
周恩來訪問印度
———————— 叄 ————————
但暗地裡，尼赫魯卻有另一種打算。
他和中國搞好外交關係，自認為對中國好，中國就理應在邊境及領土上對印度有所讓步。
因為，新中國剛醒成立以來，不但百廢待興，且受到西方的封鎖，在國際上也深受被西方排擠。
所以，尼赫魯認為，印度首先新中國，和中國搞好外交關係，中國領導人就會在領土和西藏問題上投桃報李的多少給印度一點好處。
這樣膚淺的邏輯，也只有尼赫魯這樣的印度政治精英才能有這樣的認知。但於新中國的兩大偉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革命家來說，未免太小看且也太“小兒科”了。
所以，面對中國“和合”思想的誠意，尼赫魯根本就置若罔聞。
在西藏問題上，尼赫魯設計出一個“理想邊界”，將克什米爾、尼泊爾、錫金、不丹和阿薩姆邦作為印度的防務內線，把西藏作為“緩衝國”納入印度的勢力範圍。
對此，1958年12月，尼赫魯給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這是印中兩國總理正式交涉邊界問題的第一封信。
尼赫魯言辭強硬地提出，“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地區毫無疑問是印度的。1959年1月，周總理在回信中聲明，“麥克馬洪線”是英國和西藏地方當局代表揹著中國中央政府代表，用秘密換文的方式決定的，它從未被中國任何政府承認過。
在與周恩來用書信“唇槍舌戰”的同時，尼赫魯公然發動了軍事挑釁。1959年8月至10月，喜馬拉雅山和喀喇崑崙山上相繼發生中印武裝部隊交火事件，全長2000公里的中印邊界全線緊張。
1959年9月8日，周恩來嚴辭批評印方行為，要求
“印度政府應立即採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軍隊和行政人員，恢復兩國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11月7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致函印度總理尼赫魯，建議兩國武裝部隊立即從歷 實際控制線各自後撤20公里，脫離武裝接觸，同時建議兩國總理儘快舉行會談。
但尼赫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依然充滿著雅利安人和莫臥兒王朝的“征服欲”和“霸權思想”——誰的拳頭硬，誰才是真正的強者。
———————— 肆 ————————
不過，繼承和發揚著5000年文明“和而不同”“和合”思想的新中國，依然對印度報以巨大的善意——希望通過談判，共同解決邊界糾紛。
所以，為了表明中方的態度，新中國率先向印度伸出了橄欖枝。於是，才有了周恩來第四次訪問印度。
1960年4月19日傍晚，周恩來在外交部長陳毅的陪同下，從緬甸仰光起飛，前往印度。
周恩來到達新德里後，這一次卻遭到了印方前所未有的冷淡對待——既沒有以往歡迎他的彩旗，也沒有群眾的歡呼，只有尼赫魯等率領少量隨從前來迎接，簡單的歡迎儀式只進行了25分鐘。
車隊沿著空蕩蕩的大街，駛向中國代表團下榻的總統府。從19日至25日的6天時間裡，周恩來與尼赫魯進行了20多個小時的會談，但因印方態度強硬而始終沒能取得任何有實質意義的進展。
尼赫魯根本就不給中國任何面子。
甚至於擺出一副“如果中國不屈服和讓步，你就等著捱打吧”的不可一世的態度。
對此，為解開印度霸權的陰謀，臨回國的最後一天，周恩來作出了一個轟動世界的決定：在新德里單方面召開記者招待會，讓世界人民知道中國的和平態度。
4月25日晚7點30分，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早已守候在印度總統府圓柱廳。在鎂光燈的閃爍下，周恩來帶領陳毅等人，快步由邊門走進會場。
正在這時，當時對中國有好感的《泰晤士報》記者韋爾娜突然閃了出來，向周恩來總理提問道：這次記者招待會就像是“射擊場”，周恩來將成為唯一的“靶子”，上千只“槍口”都瞄準了他。
周恩來微微一笑後堅毅地對韋爾娜說：
“新德里的子彈打不倒我。”隨後，當週恩來緩緩走上講臺時，臺下立刻有一個尖細的聲音胡亂的叫囂，但隨後被記者們的熱烈掌聲給淹沒了。
向與會記者問好後，周恩來開始了那次著名的演講：“中國、印度，都有著5000年的古老文明。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和平相處，休養生息。我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問題，也應坐下來，通過協商、談判解決。切不可對上辜負了列祖列宗的遺德，對下貽害後世子孫。”
這次演講上，周恩來總理講述了中印邊界領土糾紛的來龍去脈，並列出國際法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文獻資料，揭穿印度對中方領土要求都於理不通於法無據的真像。
周恩來總理演講結束後，英國路透社記者詹姆斯率先發難道：“總理先生口口聲聲要靠談判來解決問題，請問，原本屬於別人的東西，你認為有什麼資格和必要去討論這東西的歸屬嗎？”周恩來當即反詰道：
“如果一個強盜奪走了別人的東西，那麼原物的主人難道不該向強盜討還嗎？”詹姆斯惱羞成怒地接著問道：“你敢說印度是強盜？”周恩來回答道：“強盜，有，但不是印度，而是英國殖民政府。中國和印度是朋友，而且應該永遠是朋友。”接著，又一位記者站起來問道：“在有爭議的地區擅自修了一條公路，這難道也是在表示和平、尊重和友誼嗎？”
此時，臺下響起一片噓聲。
周恩來儒雅鎮定自若地說道：“青藏公路是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區交通困難的狀況而修築的……我們原本以為，這是眾所周知的中國領土。後來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議，我們願意就此問題進行協商解決。如果這不算和平、尊重、友誼的話，那麼印度政府越過傳統的邊界，在有爭議地區建立軍事據點，武裝巡邏，不但不打招呼，而且逐步推進，動槍動炮，這又算是什麼呢？”
在45分鐘的記者招待會上，周恩來不但有力駁斥了在場有敵意的記者們的質疑和發難，更用他的儒雅和機智贏得了長達7分鐘的掌聲。
但是，這番努力終究沒能拉回心意已決的尼赫魯。
1961年11月28日，尼赫魯在印度人民院發出戰爭的信號：“在這些地區（中印邊境）打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這是必須的，因此我們必須為此進行準備。”
尼赫魯和女兒訪問中國
———————— 伍 ————————
如此仁至義盡，印度卻在和平的道路上漸行漸遠。
1960年，周恩來總理訪印之後，印度當局不但沒有停止在中印邊界的挑釁，反而變本加厲。
從1961年特別是1962年4月起，印度當局在中印邊境推行更大規模的“前進政策”，步步向我邊疆縱深進逼。
1962年7月，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悍然侵入新疆加勒萬河谷，設立新的軍事據點，切斷我軍邊防哨所的後路，並向我方巡邏隊進行武裝挑釁，製造了加勒萬河谷事件。
7月中旬，劉少奇、周恩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彙報印軍挑釁的情況後，提出了對入侵加勒萬河谷事件處置的兩個方案：一是將印軍新設的據點拔掉，並以武力驅逐之；二是不使用武力，想辦法逼退印軍。對此，
毛澤東主席認為，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現在還要剋制，不能急於打。第一，要進一步暴露尼赫魯的陰謀，給予印度最大的和平誠意；第二，同時做好戰爭的準備。但遺憾的是，1962年10月12日，尼赫魯公開表示，他已下令印軍把中國人從東北邊境特區“趕出去”。印軍兩萬餘人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向我邊界發動大規模進攻，完全堵死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道路。
解放軍在阿克賽欽
結束語
綜上，從印度獨立以來，印度就一直奉行著“霸權主義思想”，不但對周邊國家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與原本“祥和”的古印度文明背道而馳。
近年來，印度在國際上也是表現得無比強硬：不但實施“向東看”的東進戰略，卻還將印度洋納入其“勢力範圍”。不但對尼泊爾動手動腳，且隔三差五地對巴基斯坦施以顏色，對斯里蘭卡、孟加拉國、緬甸、蘇丹等國，更是頤氣指使。
固然，印度在其多民族、多文化、多種族、多宗教的國內態勢下，為了構建統一的“印度精神”和“印度意識”，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以實現國家的緊密團結和堅固的統一，但無所節制的自我膨脹，不但害人，更會害己。比如1962年中印戰爭的慘敗，就是血的教訓。
不過，正是印度“祥和”“苦行憎”般的古文明，使世界人民一直認為印度是一個“糅合的國家和民族”而與“霸權主義”割裂開來。
這樣的認知，讓世人很難聯想到印度的戰略野心——那就是佔領整個喜馬拉雅山脈！對此，印度除了要佔領和征服，卻從來都不需要任何理由。
印度士兵被解放軍俘虜
（圖片來自於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