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可以说是广州地方志寨修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所修的方志，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之前几朝，而且方志的体例也显得更为成熟，并且从总体上来看的话，这些方志的寨修质量也相对较高。因此，对明清时期的方志寨修进行研究分析，从中总结出某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这对现今修志工作是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但圄于条件及个人能力，难以尽览广东一省历代志书。对明清时期广州府志篡修情况进行解析，以试图从中发现明清两代广州府志修寨的一些特点，以期对广东方志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广州府对府志控制日渐强化。众所周知，隋唐以前，寨修方志一般属于个人行为，志书大多为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私人著述。从隋唐两代开始，我国地方志编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建立了方志的宫修制度。如《隋书·经籍志》有载，隋炀帝大业之时，＂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这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成规模的篡修方志的活动。而到了唐代，唐王朝则制订了定期篡修"图经"的制度。《唐会要》就记载，唐人州郡图经每隔三年一修，至唐德宗建中以后又改成五年一修。至此以后，唐人方志可谓私修与官修并存。
分析可考之广州历代府志，我们足可发现，发展到宋元两朝，广州府志编修虽也是官修与私修并行，但此时私修仍占据主流地位。如据文献记载的广州诸志，仍能确认寨修者名号者为九种，但是这其中明确为官修者仅仅为三种。比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宋代两部广州志一一《南海志》，分别为嘉定元年（1208年）的知广州军知军陈舰以及子淳站七年（1247年）任知广州军的方大琼所修。又有著名的（大德〉《南海志》，为元代大德年间广州人陈大震寨修，后来又经吕桂孙增修完成。以上方志寨修，少有官方直接出面，都应属于私修范畴。此外诸如宋代王中行所篡修的《广州图经》两卷，也当属于私修，因王中行寨此志时尚未为官，至淳熙十三年才被委任为增城县令，故有此推论。
总的来说，宋元以前广州方志私修者数量占优，基本上是总志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光在反映一州、一军的州志、军志或图经中出现，就是当时广州以下各县县志也有所表现。例如据笔者统计，宋元两朝寨修的番禹县志目前仍然可考者3种，其中就有2种属于私修，而另外1种则不明寨修者。又如，广州下辖增城县，该县县志成于宋元时期的有1种，亦为私修。其它地方诸如从化等地当时尚未设县管理，则无县志篡修。
入明后，广州府志基本上都被纳入了官修的范畴，可以说，宫修志书己经开始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比如（成化〉《广州志》以吴中为宫时聘人所修，黄佐所寨的〈嘉靖〉《广州志》虽为黄佐一人之力，但黄佐为地方官员，该志实则也有明显的官修色彩。至清代的几部广州府志更是宫修一统天下。当时三部府志，除第一部康熙《新修广州府志》外，其余两部不但为都有非常严密的官方修志的组织系统，但凡总裁、总篡、编修、校对等分工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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