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30日，奉命向解放區發起進攻的蔣軍新編第8軍軍長高樹勳，在邯鄲宣佈起義後，脫離了戰場。此舉，在平漢戰役前線的蔣軍中引發強烈震動，對促進馬法五率領的第40軍、第30軍全面潰敗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鑑於這是抗戰結束後，蔣軍陣營發生的第一次起義，因此我黨極為重視，還一度提出，要對蔣軍發動廣泛的攻勢，掀起“高樹勳運動”，爭取讓更多的蔣軍以高樹勳為榜樣，站到人民這邊來。
不過，到1947年6月，晉冀魯豫軍區卻被迫扣押了起義的高樹勳部所有團以上軍官，並將士兵補入新建的晉冀魯豫第10縱隊。發生這一重大變故的緣由，是我軍終於發現，此前對高樹勳部的懷柔政策非但沒能將這支部隊改造過來，為人民所用，反而成了埋在根據地內部，隨時可能“引爆”的“定時炸彈”。因此只能採取斷然措施，阻止最壞情況的發生。
高樹勳的新編第8軍起義後，為了給其他潛在的，有可能起義的蔣軍樹塊樣板，我軍將其改編為頗具中性色彩的“民主建國軍”，委任高樹勳繼續擔任軍長。為了確保起義軍官的切身利益，不讓他們感到“被剝奪兵權”、“被架空”、“有名無實”，我軍除委派王定南為“民主建國軍”政治部主任外，一直未觸動這支起義部隊的組織架構。為了避免軍官們誤會和反感，我軍甚至未在該部士兵中做改造工作。
非但如此，我方還在根據地經濟和財政均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給予“民主建國軍”明顯超過我主力野戰部隊標準的生活待遇。該部起義時已是深秋季節，但官兵還身著單衣。晉冀魯豫軍區立即將原本配發給我軍主力野戰部隊的被服，優先發給“民主建國軍”。這與蔣軍方面歧視、排斥異已的傳統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剛開始確實讓“民主建國軍”官兵感到溫暖和感動。但是，根據地的經濟和財政狀態畢竟無法和國統區相提並論。這種超規格待遇不僅讓許多我軍指戰員想不通，而且古代先賢早就說過“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
高樹勳部原系西北軍。西北軍在蔣軍中是出了名的生活清苦，卻有著和所有舊軍隊一樣的官兵待遇懸殊、軍官沉溺於享樂的陋習。供給若不足，情況好點的，就像高樹勳那樣，直接向軍區開口討要。高樹勳本人甚至連自己的收音機沒電池這點事，也親自寫信給上級，要求想辦法解決。情況差點的，或者說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官兵“直接自行取用”老百姓的物品，甚至不告而借。由此，“民主建國軍”起義後在河北安縣駐紮沒幾個月，當地老百姓就受不了，紛紛要求將這支部隊調走。
對於這些問題，當時有關方面過於考慮照顧起義官兵情緒，沒有對違規官兵予以深刻的思想教育和嚴厲的懲處，而是採用了和稀泥的解決方式，結果進一步加劇了群眾不滿，也讓起義官兵越發肆無忌憚。由於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鬧到後來，我方不得不讓該部移防到平鄉地區。等該地民怨沸騰，又讓“民主建國軍”移防了事。
如果說，這些只是小節的話，那麼“民主建國軍”官兵在大節上是很讓我軍失望的。該部之所以起義，並不是有多高的覺悟，而是在深恐被老蔣驅使到內戰前線，當作炮灰犧牲的情況下，尋求自保的無奈之舉。雖然高樹勳本人在起義後，通過四處學習，思想上進步很快，也多次主動給同為西北軍袍澤的張嵐峰、孫殿英等人寫信，勸他們起義，但大多數“民主建國軍”軍官是沒有這個覺悟的。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
這就是為什麼1946年6月底，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後，“民主建國軍”以拖延手段，拒不進行任何軍事訓練和備戰，以此達到拒不加入我軍戰鬥序列參加戰鬥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根據地軍民勒緊褲腰帶，好吃好喝供養了萬餘不能保衛根據地，只會禍害根據地人民的“大爺”。這種狀況，斷絕持久。
更為過分的，也是我方最終狠下決心徹底解決“民主建國軍”問題的，是解放戰爭爆發之初，我軍實施戰略防禦，大踏步後退，讓根本不瞭解我軍的大多數起義軍官和相當一部分起義士兵認為“朝不保夕”，從而心思又開始“活絡”起來。1947年3月，我軍撤出延安，這些人更是認為我軍“失敗已成定局”。為保障自身利益，許多起義軍官利用早先的人脈關係，暗中與蔣軍方面又溝通了聯繫。而未參加起義的原新8軍副軍長馬伯言，竟也通過這些聯繫渠道，將勸降信送到了高樹勳手中。
雖然高樹勳本人立場堅定，主動將這封勸降信交給了我方，但該部人心浮動，一些軍官暗中串聯，蠢蠢欲動之勢已是高樹勳彈壓不住的既成事實。在內外鬥爭形勢極為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晉冀魯豫軍區被迫強力解決由來已久，久拖不決的“民主建國軍”問題。
雖然對高樹勳部的整肅過程中，因為長久壓抑的不滿情緒得以集中釋放，因而一些整肅手段以事後觀點來看有些過火，在整肅過程中也曾經冤枉了一些人，但總體大方向並沒有錯。因為繼高樹勳之後在蘇北前線起義的郝鵬舉部，在東北海城陷入絕境時被迫起義的滇軍184師潘朔端部起義，我方均是在其起義後給予了超規格待遇，甚至還予以擴編，但未對起義部隊加以改造。結果，這兩支所謂的起義部隊，均在敵人大軍壓境時臨陣復叛，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3個戰略區的首支戰場起義部隊都發生了問題，改造無一成功，引發了我方深刻反思。相關人員總結經驗教訓，認為在敵強我弱的大背景下，起義部隊官兵思想上難免發生動搖。過於照顧起義軍官的情緒，試圖用保留舊有組織架構，提供優厚待遇的辦法，必然事與願違。因此，我方對此後起義的孔從周部、曾澤生部、吳化文部，都給予與我軍相同的待遇，並且向部隊中派出大批政工幹部，在起義部隊中建立基層黨組織，成立士兵委員會，開展審查、訴苦等一系列運動，對舊軍隊的組織架構進行徹底改造，這才將它們悉數改造成為人民利益而戰的新型軍隊。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方在改造高樹勳部、郝鵬舉部、潘朔端部過程中所交的“高昂學費”，並沒有白交。
【深耕戰爭史，弘揚正能量，兵說歡迎各方投稿，私信必復】
閱讀更多 兵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