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日星期六 晴
連續陰雨之後終於晴天，街上又是人潮。媒體和調查機構也感嘆民眾越來越不遵守隔離令。總理菲利普大聲呼籲公民精神和紀律性，但民眾充耳不聞。在這次疫情中，法國社會就是缺少這兩樣寶貴的東西，中國則是幾乎人人具備。多年來，我不只一次看到有國內學者批評中國民眾是義和團，包括這次疫情。可是和西方相比，中國是一個多麼成熟、理性、負責任的社會啊。我不知道哪些學者是如何得出結論的。
今天法國衛生部長維蘭的熱點新聞不少：一是宣佈衛生緊急狀態延長兩個月，解封后法國還要保留一些限制措施。二是宣佈法國境內檢測呈陽性的人員，不強制隔離，“我們相信法國人的責任感”。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簡直是無底線。這兩條考慮到法國的國民性怎麼可能執行啊。三是面對口罩庫存爭議，他說：“我是2月17日才來到衛生部的，國家口罩庫存不足不是我的過錯”。這責任，這擔當！國家口罩庫存不足當然不是維蘭部長的過錯，這是法國政府的過錯。他既然擔任衛生部長，就需要把真相告訴大家，以及如何彌補，如何避免再次發生。他迴避問題只是強調不是自己的過錯就行了嗎？法國疫情這麼嚴重不是沒有原因的。真該讓他到中國來掛掛職，鍛鍊鍛鍊，看看中國的官員是如何面對問題和責任的。在中國，如果有官員敢這樣回答記者的質疑，第二天就下臺了。
今天最高興的事是中國媒體終於爆發式的重磅反擊：人民日報發出《這十個追問，美國必須回答》。新華社製作的“兵馬俑VS自由女神”的視頻動畫片走紅全球。全球最權威的醫學雜誌《柳葉刀》主編霍頓先生登上央視與白巖松對話，從專業角度高度肯定中國的抗疫措施，痛斥“病毒人造”謠言和陰謀論。
新華社製作的《病毒往事》（Once upon a Virus）視頻
中國媒體的強勢反擊迅速登上了西方主流媒體，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中國媒體的這次發力既講好了中國故事，同時還講好了西方的壞故事，威力巨大，成效顯著。更重要的是，反擊美國放過歐洲的策略非常高明。雖然歐洲的媒體對中國很不友善，但政府表態還是比較慎重，使用的言詞也溫和的多。法國媒體甚至對政府的表態很不滿。
法廣有一個令人莞爾的評論和報道：
“法國衛生部長維蘭對有關病毒來源的種種傳言更不屑一顧，有人告訴他病毒是武漢實驗室出來的，他的回答是：那又怎麼樣？我的工作是抗擊疫情，追蹤病毒之源和我有什麼關係？
“眾所周知，法國是病毒重災區，總統總理部長連國家的口罩庫存都沒搞定，連醫護人員的口罩都沒有，最怕的就是國人問責了，他們一直唱的就是全國一心抗疫不要政治紛爭，怎麼可能會對病毒源頭和中國調查呢？要求調查中國？那不是提醒法國人調查自己的政府嗎？”
疫情中難得看到法國媒體如此激烈的批評！只是它想批評法國政府抗擊疫情不力，還是要批評法國政府對中國太過友善？
另外從戰略上，歐洲還是我們的團結對象。所以一再挑釁的美國當然是主要矛盾。
或許有讀者問，為什麼我們還不能夠做到講壞西方的好故事呢？這次真的不能夠責備中國媒體，因為西方在應對疫情中確實是沒有好故事可講。
需要多說一句的是，今天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先生再次親上媒體，在非常大眾的《巴黎人報》直懟美國總統特朗普：如果你有證據，請拿出來。這是對昨天特朗普總統面對媒體提問時聲稱他有證據證明病毒來自武漢試驗室的回應。由於外交官長期在一線，反應敏銳、迅速，能即時回擊。當然在法國媒體上批評美國是沒有阻力的，歐洲這幾年也早就對美國不爽。總之，因應疫情的考驗和需要，中國外交官、媒體、學者三線進擊的那一天就快要到了。
中國媒體這次亮麗的出擊，才符合一個能在兩個月就向全球出口278億個口罩的國家的實力，也才符合世界上第一個措施果斷、乾脆利落戰勝病毒國家的表現。當然只是第一步，中國媒體還需要再接再厲。我們除了採訪《柳葉刀》這樣的權威專業機構之外，我們還可以採訪法國目前最紅的來自馬賽的傳染病學家迪迪埃·拉烏爾先生。當法國媒體問他是否相信中國的疫情數據，是否認為中國隱瞞疫情時，他當場就表示：“你提這個問題，不覺得羞愧嗎？” 他不認為中國有任何理由要去隱瞞疫情。他隨後還談到了2005年到上海考察時的經歷。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國的各種醫療組織和建設要超過當時的馬賽。他還說，歐洲，特別是法國要“遠遠、遠遠、遠遠”落後於中國的東部地區。此外，他在專訪中還對病毒是從中國實驗室流出的說法進行了反駁，認為如此說法毫無科學依據。
法國傳染病學家迪迪埃·拉烏爾 圖/法新社
我還建議中國媒體採訪全球領先的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這個研究所也是最早痛斥病毒人造謠言的，而且最近該所的一份最新研究報告稱，法國新冠肺炎疫情與從中國或意大利輸入的病例無關。
至於因為在疫情中寫日記而被封殺的法國作家斯利馬尼（Leila Slimani）女士，以及另外一名特殊的醫生、前法國衛生部長比贊女士----她在競選失敗不擔任任何公職之後向媒體爆料，她一月份就向總統總理發出警告，並要求取消第一輪市長選舉，但是都沒有被採納。可以保持聯繫，備而不用。
當然這些採訪可能會有難度，雖然西方採訪李文亮醫生沒有任何的障礙，但是中國媒體想採訪他們恐怕難度會非常的高，但是我們總是要嘗試一下吧。採訪不成功本身也是一件大新聞嘛。
不過以我對法國的瞭解，阻力未必來自法國政府，而是被迫形成的自律。在西方社會，如果有人敢於挑戰這個體制，往往下場都很慘。不但本國無人袒護，整個世界也都袖手旁觀。斯諾登揭發美國政府侵犯人權，大規模違法監聽本國民眾和世界，結果全球流亡，無人敢收留。後來要不是俄羅斯出手相助，他必身陷囹圄。維基解密阿桑奇是澳大利亞人，因為同樣的原因得罪美國，他的國家根本不管，對美國的迫害聽之任之。瑞典則以他和兩位女友的關係為藉口指控他犯有強姦罪（瑞典法律原則上只要有一方不完全同意性行為，就算是結了婚的夫妻之間，也可以構成性侵。被視為“非禮”的行為，也必須叫做性侵），並由國際刑警組織下達通緝令，後來進入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長達七年。
在法國如果有人敢於挑戰體制，特別是和國外勢力牽連，則會被整個社會所排斥，既找不到工作，也失去各種福利保護。就再也生活不下去了。2008年中法關係嚴重逆轉，全球大名鼎鼎的“記者無國界”創始人、一直擔任秘書長的梅納爾先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於激烈反華的行為損害了法國的國家利益，他當年9月30日突然被迫以“健康原因”辭職，從此在法國消失的無影無蹤。他辭職後去了一個毫無新聞自由的世襲君主制酋長國卡塔爾，擔任一個新成立的自由信息協會的負責人，不到一年就由於無法開展工作而再度辭職。如此一個全球聞名的組織——獲得過歐洲薩哈羅夫獎——的領導人（還獲得過美國電視藝術學院、西班牙國王頒發的各種獎項）就此消失了，連一個水花都激盪不出。後來他雖然又重回法國從事媒體行業，但再也沒有昔日的風光。再到後來從政，得到民粹和排外的極右政黨支持----真是令人諷刺。現在維基網站與此有關的中文網頁都沒有其辭職的內容，法文和英文則都回避其辭職的原因。
“記者無國界”創始人羅伯·梅納爾
這和中國如果有人挑戰體制，一定會得到西方各種聲援，更會獲得各種大獎，名利雙收完全不同。
昨天日記說到法國5月11日託兒所和小學要開學，哪怕是疫情嚴重的紅區也一樣。國內的朋友或許很奇怪，為什麼他們託兒所、小學這麼要著急開學？他們自律性這麼差，難道僅僅是因為醫學證明未成年人比較不怕傳染嗎？其實這背後有文化的差異。法國的家庭文化，孩子成年以後父母就不管了。所以年輕人的孩子是隻能自己照看。如果他們不去上學，父母就不能夠去上班，而且父母也不能把他們單獨留在家裡，這是違反法律的。唯一的辦法就只好先讓他們開學。反對黨質疑的對：教會活動都被禁止，十個人以上的聚會被禁止，怎麼小學就能復課呢？
大家可能還有一件事感到很奇怪，為什麼歐美這些富裕的發達國家這麼著急要開工上班，難道他們的經濟承受能力這麼差嗎？這又是一個文化的原因了。歐美普遍都不儲蓄，他們的收入扣掉各種的稅費到月底也就是基本光了。他們或者是沒有這個儲蓄的習慣，或者他們沒有能力儲蓄也好，或者說他們就喜歡享受，總之他們都沒有餘錢。所以疫情發生之後，抗風險能力很差，政府不得不馬上給他們提供特殊的失業補貼，現在法國領這種失業補助的超過1100萬人，佔私營企業的一半以上。但是政府也沒有積蓄，政府和民眾都是同一種文化的產物，所以他們封城一個多月就承受不了。就像我以前舉的例子，美國聯邦政府關門才一個月，聯邦政府的職員就得排隊去領糧食救濟。而且很重要的一點，他們家庭之間是沒有這種互助的。在中國，老人退休了生活困難，可以有孩子孝順。孩子年輕時有困難，老人可以給他支持。但在國外他們都是靠自己，所以說西方這種文化承受風險的能力就是比中國要差很多。只要碰到突發危機，它就容易慌亂。這是為什麼他們很多人要抗議封城。因為他們就可能會面臨著要麼感染而死，要麼餓死的這種窘境。
4月21日，巴黎爆發反對隔離措施的騷亂
關於法國的家庭關係，我舉一個例子。一箇中國留學生嫁給了一個法國同學。他們如果出去旅遊，想讓爺爺奶奶幫著看一下孩子，直接說他們肯定會被拒絕。怎麼辦呢？他們就先給孩子爺爺奶奶打電話，說晚上想帶孩子去吃飯，這個父母還是願意的。結果吃完飯了要走了才說他們要去度假，希望孩子在這待幾天。既然孩子已經來了，這個老人也沒有辦法，就只好留下來，但是也是很不願意，因為覺得他們的個人生活被打擾了。在中法婚姻裡，經常能看到這樣奇特的現象：中方的父母不遠萬里來到法國照看孩子，法方的父母就在身邊卻不管不問。家庭是社會的組成單位，家庭放棄相互支持的責任，整個社會和國家抗風險的能力就大大降低。中國在疫情中表現的這麼出色，西方望塵莫及，原因真的是很多，很多。
我在此前的日記裡多次談到中國抗疫的成功並分析過原因。客觀而言，我們不能根據一個制度在一件事上的表現就得出結論。就如同我們不能僅根據西方在應對疫情上遠遜於中國就認為它失靈失能，而是根據二十一世紀以來，西方的制度模式一而再的出現嚴重問題才得出的結論：2001年美國以舉國之力反恐，發動了兩場反恐戰爭。直到今天仍然深陷泥潭而無法抽身。顯然以舉國之力打擊一個沒有正規軍、不按作戰規則出牌的恐怖分子並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2008年西方爆發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從美國的金融危機開始進而演變成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重創了西方的軟硬實力。2011年，中東發生阿拉伯之春，西方又一次捲入兩場戰爭：利比亞和敘利亞之戰。利比亞戰爭引爆了戰後歐洲最嚴重的難民危機，敘利亞戰爭則導致極端恐怖主義伊斯蘭國的異軍突起。這兩場戰爭的嚴重後果又直接推動了整個西方民粹主義的崛起，並促成了2016年西方兩大黑天鵝事件的發生：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中國在當代的成功是歷經嚴峻考驗的。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傳統的古老文明能再度復興，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也絕非單一原因所能解釋和涵蓋。這既有文明基因性因素，也有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性因素和改革開放時面臨的時代因素，更有特定時期歷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貢獻，甚至還要如同當年的美國崛起一樣，要有一點運氣。
因篇幅所限，今天就只談一下文明基因性因素。
中國崛起的文明基因性因素有四。一是人民勤勞。二是高儲蓄率。三是崇尚實用理性、選賢任能帶來一個務實的高質量官僚體系。四是獨特和例外的政治模式。
由於地理和氣候條件，中國形成了典型的農業文明。這決定了民眾只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才能維持溫飽。由於靠天吃飯和自然災害頻繁，也令舉國上下養成了節儉和高儲蓄的傳統。同時由於長期的國家統一過程（春秋戰國）和超大規模導致的治理難度，使得實用理性、賢能政治成為中國的傳統。這一方面體現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上，另一方面則是形成了高質量、實事求是的官僚體系。
也正是由於這個歷史和地理條件，使得中國政治成為各大文明的例外。這包括民本、無宗教的世俗社會、政治權力為單一中心。同時代的文明要麼是希臘的民主，要麼是忽視民眾利益的“君權神授”和“朕即國家”，要麼是宗教、貴族和政治權力三個中心博弈。
事實上，中國的文明基因並不僅限於這幾個方面，比如“必須不斷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國文明之初就已經產生。三千年前，《詩經·大雅·文王》雲：“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以上四個最重要的基因性條件在中國進入工業化時期發生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一方面中國有著龐大受過基礎教育的勤勞勞動力，另一方面高儲蓄率為中國工業化提供鉅額的資本以及抗擊各種危機的能力(包括新冠疫情)，而高質量、務實的官僚體系則令中國能夠與時俱進迅速適應工業化、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挑戰。中國獨特的政治傳統，一是有效化解了民粹和資本對國家的控制與影響，二是可以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進行艱難和必要的改革。這兩點，西方至今都沒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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