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小小劉，
過去的兩週，樓下的足球場從交疊的身影過渡到一個球的彈跳再到草坪上風毫無阻礙地穿行而過，每一天都在變化，而我也像變了一個人。以前，社交媒體常年被我打入冷宮，但現在看微信、刷微博竟然成了我給自己讀完論文的獎勵。
對於內向者來說，遠離人群其實是在汲取能量。以前我在家時，最開心的就是你和老李終於出門了，這樣我就能一個人靜靜。但是當這種獨處變成了望不到頭的獨木橋，走在上面便充滿了迷茫和焦慮。
（昨天早上八點的家門口）
對當下和未來失去控制直接影響到了我的學習效率。低效率也成為了蔓延在留學生群體裡新的“病毒”。以至於有人建了個群，就起名為“留在倫敦就是要學習的”，群裡拒絕散佈焦慮信息，每天早晚打卡彙報學習進度，目前已經有106個人加入了。
還有人出了個奇招——虛擬圖書館。方法就是在zoom（一個視頻會議軟件）上建個賬號，“館長”一天都開著視頻，誰想去“圖書館”就加入，看到屏幕裡一個個靜悄悄學習的頭像心情也能慢慢平復下來。
這兩週在家上網課，說實話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過上課，因為這是我唯一能和人說話的時候。疫情也把教授們從電腦小白調教為網絡高手，而偶爾闖入的童聲、背景中的居家環境也讓我們窺見老師生活化的另一面，雖然不能面對面，但卻感到更親切了。
（也有老師徹底放飛，當眾葛優躺了）
心理的情緒能借助網絡緩解，但肚子的情緒必須得在現實中解決。上週五我早上八點就揹著空書包出發了，踩著開門的點兒到超市時門口的隊伍已經五百米開外，每個人前面都是一輛大號手推車，沿著停車場站了小半圈兒。超市為保證安全限制了人流，隊伍因此看起來如一位重病患者，內心焦灼難耐，身體卻動彈不得。
超市門口還貼著一張告示：“因為庫存不足，本店改為每天晚上六點關門”。平時這個超市可是十點才關啊。潦草的手寫字和站在門口不斷向民眾解釋的店員，像上班族起晚了在慌亂中噴的香水化的妝，只不過這香氣和這妝容嚇得我直接退到樓下的便利店。
這裡並不需要排隊，店裡人也不多，因為東西都空得差不多了。牛奶櫃前，一位老奶奶把僅剩的三瓶800毫升牛奶一個個拿下來，周身都閃著中獎了的小星星。當她推著高高隆起的購物車走過我身邊時，好似躲在龐然大物身後嬌羞的小姑娘。
牛奶櫃被剃光了頭，旁邊的酸奶可是一個個神采奕奕，我走進一看價格明白了眼前站著的都是貴族。我在不同口味間猶豫不決，老奶奶也許是想看我發現了什麼她沒注意到的“漏網之魚”，於是又踱了回來，在我旁邊打開疊好的購物清單，我已經等不及看她的慢動作，現在時間就是口糧，我得趕快看看雞蛋還有沒有。
終於鬆了一口氣，還有好幾盒嶄新的。暗暗竊喜：昨天同學說這家超市雞蛋已經空了，看來我今天運氣比較好。身旁站了一對黑人母子，兒子還穿著校服，應該是最後一天上學了。英國政府已經發出通知學校20號之後開始停課。兒子指著雞蛋嘟囔了幾句，剛伸出手要拿，被媽媽擋了回去。這對母子到底在謙讓什麼？顧不了那麼多了，我抄起一盒就趕往下一個戰場——水果。
太可憐了，一個小橘子孤獨地躺在最底層的貨架裡，其他兄弟姐妹都被人拿走了，她是不是在沮喪自己怎麼這麼不招人喜歡？不過隔壁的土豆憨憨一笑，咱倆作伴堅守大本營吧。其實蘋果、香蕉等後援部隊就在旁邊等待卸貨的車裡藏著，但是工作人員忙得還顧不上把它們送到前線。我心想家裡還有些殘兵敗將，就匆匆前去結賬了。待我準備離開時，又看到老奶奶推著購物車站在水果貨架前，安靜看著工作人員上貨。真希望她能買到自己小紙條上的物資。
針對老奶奶這樣的老年人，英國以出售冷凍食品出名的超市iceland特意規定，線下門店開門後兩小時內僅供老年人購物。其網店還在未來一週送貨時段全被預定滿的情況下加開了專門給低收入者、老年人和弱勢群體送貨的時間。
我帶著不用排隊就買到的幾樣戰利品回家，胃咕咕地發出讚賞。一看小票胃口被嚇回去一半，價格竟是平價超市的三倍。榜眼赫然寫著“雞蛋”兩個字，和那對黑人母子隔海相望。
一動不動的隊伍和不敢伸手的窘迫都源於英國人在過去兩週脫下了紳士大衣，換上了搶購的馬甲。一位英國網友抱怨，“我真是難以想象人們怎麼會這麼自私”。一些人看貨架上的麵包沒了，就直接去“不含麩質”的專區搶購，導致不能吃含麩質食品的人更沒東西可吃了。
當自利者成為了這個城市真正的病毒，民間團體便釋放出免疫的力量。截止上週三早上八點，全英國各地自發組建了1400多個社區互助小組，志願者們為弱勢群體提供買東西、拿藥、遛狗、聊天等各類服務。英國全國醫療系統（NHS）更是在24小時內就收到40萬份志願者申請。
（社區互助網絡）
我參與的兩個公益組織——社區會客廳以及老年英國（Age UK）服務的對象都是這次疫情中的易感人群，他們也在積極籌備支援行動，我不知道自己會被分到哪個崗位，但像老李期待在社區站崗一樣，我也希望能有機會體察疫情下英國的人間百態。
就算還沒有走入民間，留學生群體也是觀察和學習的對象。
上週二微信群裡有人突然拋出一個共享文檔鏈接，點進去看到一長串姓名以及學號，且還在增加中。這份在各個公寓間迅速傳播開來的文檔起因於大家的宿舍合同，上面規定除非找到下家，不然在合同到期前搬走半毛錢都不退。很多人給宿舍發郵件，得到的答覆都是按照合同來。這就導致有些人因為捨不得白白扔掉三個月的銀子，不得不囚困在宿舍回不了國。
一位性別專業的外國研究生率先起義，希望借群眾力量迫使學校讓步。
兩天之內，給校長的郵件草稿一行行出現在文檔裡，在共創中，大家不斷提出建議、提供例證，例如其他學校有了哪些做法，法律系同學更利用專業優勢找出條款漏洞，一場源於學生、跨越國家的力量在寒冬中奮力鬆動堅硬的土壤。
終於，這封兩頁紙外加409個姓名的郵件在五天後換來了陽光普照——學校同意為提前離開的學生退還餘下的住宿費。
一個人的主動帶來了一群人的互動，換來了所有人權力的保障。也許有時候像你說的，“爭什麼啊還不夠生氣的呢”，但真正的幸福是什麼？重讀自己之前採訪釦子姐的那篇文章，幸福不是將自己鎖進家庭的港灣，而是離“公共性”近些再近些，並且一旦嚐到蜜的滋味就再也離不開了。公共性也不是隸屬於特定的群體，而是被大家創造和享有，既連接著個人生命的意義，同樣也是社會進步的引擎。
公共性有時候需要不撞南牆不死心的執著，有時也需要體制輕輕俯身的姿態。比如英國政府和議會專門有一個網站，民眾可以提交各類請願，一旦簽名人數超過1萬，政府就必須作出回應，超過10萬議會就要考慮就此進行辯論。現在退還因疫情和學校罷工影響的學費的請願已經有將近30萬人簽署，三天後政府和議會就要就此作出回應。
當權利與安全相沖突的時候，各國民眾的底線也一覽無餘。中國人是你讓我出門我都不出去，意大利則是你敢不讓我出門，老子就上街遊行。英國雖然沒發展到這種極端程度，但政府上週五宣佈關閉餐廳酒吧以及所有娛樂場所後，週末那兩天，各大公園人頭攢動。我樓下那片綠茵場上傳球聲、爭搶聲從早到晚就沒有停過，我趴著窗戶望著穿運動服的年輕人，心底在想：你們腦子是不是被球踢傻了。
（排隊去公園的車流）
讓英國民眾“冒死”也要出門的一大原因就是天氣實在太好了。我來英國差不多七個月了，老天爺不是悽風苦雨就是咆哮怒吼，沒什麼好臉色。這回不讓英國人出門，他老人家竟然“笑”了一個星期，而且笑臉沒有減弱的趨勢。從窗戶望出去，對面樓竟然有人開始曬被，我每天早上也不是被鬧鐘叫醒，而是被陽光輕喚起來。這英式幽默功夫實在了得。
約翰遜鬥不過老天爺，只能把命令下得更嚴一些，他連推特賬號的背景都改成了“待在家裡”、“保護NHS”，“挽救生命”。結果現在他竟然也被確診了，天天向英國民眾喊待在家裡，最後把自己喊回家了。
家，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是避風港，但是對某些人卻是魔窟。湖北荊州一家公益組織在二月接到的與家暴有關的報案是同期的三倍，馬來西亞自疫情爆發後全國家暴熱線來電數量增長了57%。而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年約有200萬人遭受家庭暴力，這其中160萬是女性。平均每週就有兩個人因此失去生命。在各國紛紛頒佈禁足令時，有多少人的生命安全得以保障，又有多少人會經受更多痛苦？
再看“待在家裡”這句話，它暗含了多少帶著權力手套的預判？難道每個人都有家可待嗎？阿根廷性別活動家Mauro說，跨性別群體因為長期遭受社會歧視，很多人沒有固定收入來源，也因此沒有穩定的住所，疫情更使得他們無力支付房租，不得不流落街頭，成為警察的眼中釘。
（家門口新出現的流浪漢）
除了對居所的想當然，政府在疫情中對健康也帶著有色眼鏡。美國一些保守的州如俄亥俄就以醫療資源有限為理由限制了人工流產手術。在印度，未婚先孕本來就是一種社會汙點，疫情讓人工流產變得更加不可能。一些國家的立法機關還藉機制定更強硬的法律，禁止跨性別者進行變形手術。在統治者眼中，這些都不算“關鍵醫療服務”。
在公共威脅面前，人們出於恐懼願意讓渡權利和自由，這會是暫時的不得已為之，還是會就此演變為一種常態？
因疫情浮出水面的還有全球供應鏈的不平等。以生殖健康行業為例，計劃生育產品服務商DKT已經報告了緬甸莫桑比克等國避孕套短缺的情況，這是因為世界上避孕套和避孕藥的製造商大多在亞洲。中國的很多工廠受疫情影響停產，馬來西亞的製造商將交貨時間從兩個月增加到了四個月，DKT的CEO Chris說，沒有產品就無法推廣生殖健康項目。
在欠發達國家，低收入者因疫情失去謀生途徑，這使得很多未成年少女被迫通過身體換取基本生活保障，如果她們連保護自己的最後防線避孕產品也失去的話，後果會是什麼？前車之鑑讓人憂心——在埃博拉期間，塞拉利昂少女懷孕率上升了50%。
此外，走入我視野的還有金融市場的迷魂陣。雖然世界銀行在月初決定提供120億美金支持各國應對疫情，但專為大流行病設計的債券（pandemic bond）至今還未被觸發。
2014年埃博拉疫情肆虐非洲，世衛組織要求發達國家提供資金未果，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的金庸將之稱為國際社會的慘敗，並呼籲採取相應措施。2017年大流行病債券應運而生，持有者為養老金、對沖基金等，為他們支付利息的則是日本和德國等捐助國。
然而去年剛果民主共和國受埃博拉疫情影響嚴重時，大流行病債券沒出一分錢。在世界銀行工作了33年，現在在哈佛擔任全球健康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奧爾加·喬納斯說：這個債券在埃博拉病毒時失敗了，在這次的新冠疫情中可能仍然起不到什麼作用。
問題出在哪裡？
大流行病債券的“遊戲規則”是，世衛組織宣佈疫情爆發之後需等待84天，此後的兩週進行數據統計（包括病例增長率和確診病例與總病例包括疑似的比率），只有達到要求才能滿足觸發機制，把錢放出來。根據這一規定，最早要到4月9日才能知道結果。而能否統計出數據又取決於各自國家的能力。非洲羸弱的衛生醫療實力能否在如此嚴苛的金融條款下衝出重圍，還真讓人捏一把汗。
（一長串觸發機制，為的是誰的利益）
公共衛生專家也因此質疑大流行病債券設計的初衷並不是幫助窮國防止疫情爆發，因為資金到位時可能已經太遲了。
劍橋大學研究債券的費利克斯·斯坦說：需要幫助的國家不是獲得資金的國家。受益的是華爾街投資者。
對此我並不感到驚訝。如果看過奧斯卡獲獎紀錄片《監守自盜》就能明白，如此複雜的遊戲規則正是投資者為規避風險、賺取豐厚利潤想出的辦法。
當利潤與人類苦難聯繫在一起時，我們應做何選擇？
（強烈推薦，可以當恐怖片看）
影片結尾，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馬來西亞華裔經濟學家沈聯濤說，“為什麼金融工程師掙的是普通工程師的十幾甚至100倍？後者能建造橋樑，前者造的是什麼？是夢。但當夢變成了噩夢，買單的卻是別人。”
別人是誰？當然不是金字塔尖那群人，而是厚實卻脆弱的底座。
昨天與一位曾在對沖基金工作的人交流，他說防止巨獸吃人的唯一手段就是加強政府監管，直到讓它在人們眼中變得無聊掙不到錢為止。
會有那麼一天嗎？
這次疫情，讓我見證了英鎊35年來的最低點、英國史無前例的財政政策，以及在線直播界誕生的新首富。
這次疫情，也讓我認清自己之前一直是在閉著一隻眼行走，因為制度的設計者也是如此，導致我將殘缺的視野理解為世界的全貌。以後，另一隻眼會留給曾經消失和隱形的人們。
這次疫情，在導致經濟大崩盤、社會生活幾乎癱瘓的同時，也讓變革絕地而起。多少普通人選擇拿起筆記錄下自己的經歷，讓歷史沒有機會被勝利者篡改；多少人仍然不斷在2月1日那條微博下留言，讓哨聲永遠不再被消音；又有多少人選擇從鄰里社區做起，離公共性近些再近些。
週四晚上八點，英國民眾紛紛打開窗戶為奮戰在一線的醫務工作者鼓掌，雖然沒有像國內那麼深情的吶喊，但這也許是保守內斂的小島上最熱烈的示愛了。
當掌聲響起，新生的鼓點輕輕摩擦耳膜，在每個人內心留下共同的記憶。
失去的不會被忘卻，得到的也再不會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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