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跟母親聊天，母親說：你小的時候差點夭折，那時要是再晚送到醫院半個小時，你可能就救不活了。
我一時詫異，因為之前從沒人跟我提起。母親見我不解，問我你還記不記得咱們家山下面那一顆老柿子樹...
聽罷，殘存在我腦海裡的幼年記憶片段開始檢索並浮現在我眼前，很模糊、很支離破碎。當然，那時的我只有三歲，能記得一絲片刻也是實屬不易。
老柿子樹
01
多子、落後的鄉村醫療
我是出生於1987年，算是一個標準的80後。同時我上面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這樣的家庭在80年代末的魯西南地區是再平常不過了。
即便是計劃生育的強制和不留情，並沒有阻止農村人對多子多福的追求，最起碼直到生出兒子來。所以，在我那個家鄉，一個家庭有三四個孩子基本上就是標準，而兒子則是必備。
農村人向來喜歡多生，好像生的少了就比那些生的多的矮一頭，像吃了大虧一樣。直到家裡房間擁擠得快住不下了，才想起了打住不生了。
再說，有時候真的不是不想生了，是超生罰款真的交不起了。
原本80年代的農村普遍都很窮，這可好了，還生養了一大幫張嘴吃飯的傢伙。要想吃的好，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得益於
改革開放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夥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只要肯賣力下地幹活，總有足夠的地瓜幹能夠養活這群飢餓的孩子。把孩子生下來，怎麼著也能養活大了；但是落後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是導致農村兒童夭折的最大罪魁禍首。
周圍幾個村子才有一個赤腳醫生，而且只能解決頭疼腦熱的小問題，大的問題看不出來，就只能拖，直到拖不下去，才把孩子送到幾十裡外的鄉鎮醫院。不過，到那時也晚了，有的孩子因為耽擱的太久夭折了。
02
孩子生病，付出最多的是母親
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農村孩子得病最常見、最棘手的就是高燒不退。
孩子高燒不退，做父母的的沒有任何經驗，只能求助於赤腳醫生或鄉村醫生。而我們的鄉村醫生只能按照發感冒發燒來治療，打針，連續打上十天半個月的針。
我就是從小打針打大的，兩個屁股都找不到下針的地方了，全部打爛了；而對於年幼的孩子而言，打針一直是他們年幼心靈中最大的創傷，即便長大了也對於打針心有餘悸。
可是沒有辦法啊，總得讓孩子活下去啊。
不可否認的是，在對於孩子生病上，母親永遠比父親著急、害怕；而久經孩子生病折磨的父親，往往暴躁和不耐煩，將給孩子看病的責任都推給了母親。
有多少次，孩子夜裡發高燒，母親叫不起父親，只能自己一手打著手電筒，一手抱著、揹著孩子趕幾里山路去找赤腳醫生打針。
恐怕農村夫妻爭吵多半是出在給孩子看病上，做母親的責怪當父親的懶惰、不上心，把責任都推給一個女人。
我想我的母親也是這樣倍感委屈的吧。
03
幼年死裡逃生的我
聽母親說，那年我還很小，根本就不怎麼記事，也就三歲多吧。
有一次夜裡也是發高燒，母親連夜把我送到赤腳醫生那，醫生也就按照慣例打針吃藥，過了幾天並沒有好轉反而加重了。
赤腳醫生和我父母都著急了，赤腳醫生說趕緊往鄉鎮醫院送吧。
當時家裡還有年幼的姐姐和哥哥，所以父親就留在家裡，母親把我放在一個大筐裡，用扁擔挑著我就出發了。
那時農村的筐子都是用藤條做的，非常結實，扁擔怎麼挑呢？就是兩個筐子，一個放我，一個放石頭。
那時的鄉鎮醫院距離我們那個落後的山村有三十多里地吧，母親只帶了一壺水和幾個煎餅就出發了。
我記不清母親走了多久，只感覺母親每走一段路就把我放下來歇歇。
最後母親終於帶著我趕到了鄉鎮衛生院，當醫生把我從筐子裡抱出來，
我的身上包著一層一層又一層的棉被。聽我媽的意思是當時我就不行了，沒有反應了，也不哭。當時醫生說你怎麼能用這麼多棉被包著呢？本來就高燒，你還捂著，這不快捂死了。
母親“狡辯”到，我以為捂著發發汗就好了！
當時看到我沒有任何反應，醫生也嘆息，母親也癱坐在地上。後來醫生把我光溜溜的放在辦公桌上，說到看天命吧，看看還能不能緩過來。
可能是我真的命不該絕，我居然“凍醒了”，哭了起來。醫生說這孩子算是活過來了，你要是再晚半個小時，這孩子就真夭折了。母親見我活了過來，自然是對醫生感恩戴德。接著我就住了三天院，好了！
回去的路上，我明顯感覺母親的腳步輕盈多了。是啊，小兒子死裡逃生活過來了，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嗎？
正好路過山下那棵老柿子樹的時候，母親把我放下來說歇一歇。當時樹上掛滿了紅彤彤的柿子，母親問我想不想吃？我點點頭，
母親就用扁擔打了幾個下來放在我手裡讓我玩。可能這個模糊的片段，是我唯一能夠記住的幼年記憶，是那棵老柿子樹帶給我的。
走向小結：
今天晚上下班回家，我看到我的電腦上放著兩個柿子，我老婆說今天去超市買了幾個柿子，她跟兒子吃了幾個，給我留了兩個。
我突然間就想到了幼年時那棵老柿子樹，雖然二十多年過去了，那棵老柿子樹早已經不再了。但是我依然記得我的母親為了挽救我的生命，挑著筐子走了三十多里的山路，把我送到鄉鎮衛生院，又一次給了我活著的機會。
母愛如斯，甚是偉大，愛她，我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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