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许昌人”和禹州人——我的“寻根”梦


“寻根问祖”大约是人的天性,更是华夏子孙的传统。从一定意义上回想我这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寻根问祖和认根认祖中度过的。

我生于禹州,喝着颍河水长到十九岁才离开故乡到北京读书,禹州是我的根和祖,俺爷俺奶俺爹的遗骨就埋在了这块土地上。不论身处何方,我都时时关注它、研究它、宣扬它,不断升华对它的认识。它是“华夏第一国”的第一都,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开始,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和中华民国,而后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文明。

在这一历史链条中,禹州和北京占据着一头一尾的重要地位。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是华夏最年轻的国都,禹州是夏朝开国第一都,是华夏最古老的国都。从古老的禹州到年轻的北京,谱写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再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源源四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华夏历史之河从古老的禹州流向全国,流向北京,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可能正是由于这条华夏文明链的原因,禹州人向往北京,似乎有着特殊的心理和情缘,虽然北京距禹州有千里之遥,但在心理上,北京离禹州似乎很近很近。

禹州人常说“北京在哪儿?不就在关外嘛!”上北京似乎不是出远门,就像走了一趟亲戚或者到自己另一个家住了一住。

我为自己是禹州人而荣,同时也很想成为北京人。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于1956年8月下旬,从禹州东关泰山庙汽车站乘简陋的卡车,先到许昌,又第一次乘火车去北京上大学。一路上,心情难以平静。车过黄河时,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宽阔的黄水河面,心想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啊!现在,我正爬过她宽广的胸膛。

半夜时分,火车进入河北省,到达邯郸车站。大约是要加水换车头,火车在这里停了良久。我走下火车,在月光下沿着长长的站台散步。丝丝凉风吹过,似乎开始尝到北国意味。列车于第二天下午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像许多河南老乡一样,我背着一个大包袱向车站出口走去。走出前门火车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巍峨的天安门。到这时,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已踏进了北京城。

我终于从最古老的华夏第一都禹州来到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年轻的首都北京。我觉得自己是中华文明史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开始了从禹州人到北京人的转变。

在北京,我从大学本科读到研究生,然后又留京工作,和故乡禹州一别就是五十多年。

在半个世纪中,我对北京有了许多认识。1957年,首都剧院曾上演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的《北京人》,我对剧情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却得知古人类学中有“北京人”这一概念,随后,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并亲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参观,从而大大丰富了我的“寻根问祖”梦。原来早在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家就在这里发现了原始人类牙齿、骨骼和一块完整的头盖骨,证实50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科学家按照古人类学的惯例,把这里当时的人类定名为“北京人”。

看来,我原来只知故乡的古老,是很不够的。从中华民族国都变迁史来说,禹州当然是“华夏第一都”;但就中国人的祖先而言,“北京人”则大大早于禹州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是包括禹州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先祖,禹州人在北京,不是离祖宗更远了,而是更近了。这种观念支撑着我这个禹州人,在北京虽久居而不寂寞,真的就像住在禹州北关外一样。

但是,在国际古人类学界,有一支强有力的学派认为,全世界各地的人类祖先,都是源于非洲的古猿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也在5万到10万年间被非洲古人所取代。中国学者不同意此种观点,以考古发现为据,认为在华夏大地有一条独立的古人类进化的链条,这就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至20万年间的辽宁金牛人、1万至4万年间的北京山顶洞人等,中国人类是从中国本土上进化而来的。然而,这个链条却存在着关键缺失:没有5万至10万年间的人类化石。而这一时期正是“非洲起源说”推断古非洲人走向世界取代各地早期古人的关键时段,国人都在期盼补上这个缺失,让“中国本土起源说”圆满起来。

不想这个缺失,竟被2007年在禹州城东40里灵井(许昌县境)的考古发掘填补上了。我的“寻根问祖”梦,一下子从北京又被牵回了故乡。

禹州人大都知道灵井这个村镇,位于许禹大道上,凡去许昌者都必经此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许昌读高中时,每每步行赴许或回禹,都要在这里歇脚。街上有饭馆酒店,来往客人在里面饮酒用餐,猜拳行令,很是热闹。我们禹州的几位穷学生则到卫灵公庙里,坐在一眼井的井台上,就着现打上来的井水啃着自带的干粮,这井很是奇特,井口很大,井的深度却很浅,弯下腰就能舀出清冽甘甜的泉水,井上面建有龙亭,亭上方塑有蟠龙,其影映入水中,随水波而动,栩栩如生。此井因位于卫灵公庙内,因名“灵井”,此村镇又因井而得名。

灵井地区泉眼茂密,池塘水泊很多,到处都是花红柳绿,曾为许昌十景之一,被誉为“灵泉瑞溢”。

1965年,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出土了一些古动物化石、细石器及打制石器,引起史前考古学界的重视。但由于地下水层太浅,水里泥里难以施工,暂时没有发掘。

2005年,因附近煤窑透水,导至灵井泉水回流,地下水层下降,河南省文物局决定抓住时机,组织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至2007年共揭露遗址面积260平方米,出土旧石器时代石器、骨器和动物化石计3万余件。是年12月17日,在9号探方深5米处,考工作者发现了古人类顶骨、枕骨,颞骨的断片共计16块,复原后可成为一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经国际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土吴新智等十余位权威专家对头盖骨进行鉴定后一致认为:这次发掘是一次规范严谨、资料完整的科学发掘,出土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层位明确可靠;从与其灭绝动物群比例和光释光测年的初步实验结果判断,此头盖骨化石距今为8万至10万年。科学家们又按照惯例命名它为“许昌人”。

“许昌人”的价值在于,它正处在前述中国古人类进化链条中原来缺失的5万年前至10万年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段,为突破“非洲起源说”提供了重要依据。

专家表示:这不但是中国考古学和古人类学领域的一次重大发现,而且对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和中国现代人起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科学家们从头盖骨信息含量的一致性,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器、骨器都是本土文化面貌,少见外来因素影响等情况判断,“许昌人”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的延续。国家文物局宣布“许昌人”的发现,为2007年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首。

许昌灵井遗址新出土的头骨化石

2010年6月,时任许昌市市长的李亚同志对《长江》记者说:“‘许昌人’头骨化石的出现,无疑对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构成冲击。因此,我在推介许昌时都会说,这意味着所有炎黄子孙都是‘许昌人’!”

此话句句说到了我的心窝,又大大加温了我的“寻根追祖”的热情。如同把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称“周口店人”而称为“北京人”一样,灵井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称“灵井人”而称为“许昌人”,表明它代表的是北京地区和许昌地区。禹州属许昌地区,而在事实上,在禹州的绳李村、谷水河等地区也都有古人类生活遗迹的发现,呼应着“许昌人”的繁衍。

你看,我的“寻根梦”从禹州做到北京,从北京做到许昌,又回到了禹州,这该是多么绚丽多彩呀!

“北京人”“许昌人”和禹州人——我的“寻根”梦


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证明了中国人类的存在。

八万年前的“许昌人”延续着“北京人”的足迹。

于是,四千零八十年前的禹州人,在大禹的统领下,终于开创了“华夏第一国”。

我们当代的国人,禹州人,其历史责任有多大、多重,多光荣?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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