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楼梦里有很多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场面是不假，比如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贾母带着儿孙们倾巢出动，八人轿、四人轿、翠盖珠缨八宝车、朱轮华盖车......乌压压占了整一条街。
阵仗大，也扰民，全城老百姓都跑出来围观。
清虚观前，钟鸣鼓响，带头大哥执香披衣，带着道士们夹道迎接，场面隆重到就差举着横幅，上写：“欢迎贾府贵客莅临指导” 了。
视听震撼，排场华美，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热热闹闹赫赫扬扬。
然而，在那些所谓大场面里所夹杂的细碎微情节，才真正让人硌眼睛。就如同掺在光彩耀眼的珠宝匣子里的玻璃渣子，扎人的是它们。
比如凤姐打小道士。
这是凤姐进观后做的第一件事，对着一个四处剪烛花的小道士，扬手劈头照脸一巴掌，将他打得一个筋斗栽倒在地：“野牛肏的，胡朝哪里跑！”因为他慌着躲人，不小心撞到了凤姐。
被打的孩子顾不得拾蜡剪，爬起来往外跑。正逢外面小姐们要下车，众婆娘媳妇们围得风雨不透。一见他出来，都喝声叫：“拿，拿，拿！打，打，打！” 声音喊得震天响，以致都惊到了贾母，忙问出了什么事。问明情况后，叫把小道士带过来。
二
贾母问话，他答不出，只跪在地下浑身乱战，小手里还拿着他刚刚丢掉的烛剪——这个细节简直了，扎心到让人不禁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被狼叼走的小儿子阿毛：给他一只篮子，让他坐在门槛上剥豆，他就乖乖剥，后来他被狼叼走，在山上的草窠里找到尸身时，“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却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子。
那只小篮子，和此刻小道士的烛剪，一样令人鼻酸。老实听话的乖孩子，让做什么就乖乖做，师傅吩咐他剪烛花，他就认认真真四处剪，都忘了躲人；在突如其来被人扇了一耳光倒地，又爬起来被人围着喊打时，他显然是蒙的晕的茫然的，但之后还是第一时间爬回去，捡回了自己干活的工具—— 那下意识里的卑微，更叫人心疼。
书上说他只有十二三岁，没有具体说模样，可能长得很瘦小，否则顶多趔趄一下，不会一巴掌打到栽一个跟头；可能他面色惨白，小脸上肿起了五个手指血印子；可能他身上沾满了土，牙齿磕破了嘴唇.......在一片喊打声中，他仓皇无措，逃窜无门，灰色道袍里的小身子瑟瑟发抖，像一只小小的过街老鼠.
张爱玲有一篇散文叫《打人》，写外滩一个警察无缘无故一时兴起殴打一个孩子。事情起得突兀，被打的孩子甚至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甚至还带着笑。
张爱玲写：“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看一个人的心地，要看他怎么对待别人家的孩子。和张爱玲一样，当看着这么多人对一个小道士“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作为红楼梦的深度爱好者，很难保证不在此刻对贾府生出一种刻骨的阶级反感。
好在还有贾母，幸亏还有贾母，她用实际行动为家族拉回了一些好感。
三
老太太反复强调别唬着他，说那是小门小户的孩子，“娇生惯养”大的，哪里见过这个势派。
贾母嘴里的“娇生惯养”，当然不是指富贵人家的锦衣玉食，而是普通百姓能给孩子的毫无保留的关爱，相比大户人家，他们的孩子没有太多规矩，人际关系简单，得到的幸福反而更纯粹完整。
她拉他起来，叫他别怕，慈爱地问他几岁了，又叫给他几百钱买果子吃压压惊，别叫人难为了他：“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是了，如果人家的爹娘看到自家孩子受这等罪，心恐怕会疼得流血掉渣儿吧？原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不难，善良一点，将心比心就行了。
那个孩子就这样被带下去了，摸着自己被打肿的脸，拿着那作为精神补偿的几百钱，小小的他会觉得屈辱和痛苦吗？
回想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系列事情，会觉得像做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短梦吗？
在梦里，他被人打，被人围着骂，后来又被人抚慰，一眨眼又回到了现实中，他会觉得哪个更真实呢？
多年以后，他长大成人，那时候的贾府可能已经败亡，关于和他有过短暂交集的一个家族，他应该感觉蛮复杂吧？最刻骨铭心的是那飞扬跋扈少奶奶给的火辣辣的一耳光，还是慈爱老太君那怜贫惜弱的眼神和语气？或者,是那些围观者们一声声声若霹雳的“拿拿拿！打打打！”？
身体上的疼痛早已散去，但留在记忆里的余震恐怕余生都难以平息。
看待一个素昧平生的小道士，贾母用的是奶奶的目光，所以他是可怜见儿的小孩子；
凤姐用的是上等人的目光，所以他是不长眼的狗奴才；
而那些跟着凤姐扯破了嗓子集体喊打的婆子媳妇们，她们，又用的是什么眼光呢？
四
她们，用的是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所谓的“乌合之众”的眼光。
勒庞在自己关于大众心理研究的著作里，曾经把这些人称为“犯罪群体”，说这种群体会在特殊时刻，如同被魔鬼附体，爆发出一种不加限制的恶。
幸亏贾母那天听到及时制止，否则，不知道这些豪奴们会对这个小道士做出怎样的惩戒。
始作俑者凤姐固然过分，但真正可怕的却是这些围观者。
婆子媳妇们，大部分都是做娘的人，却能在忽然之间对着一个无辜的小孩子集体喊打，群情激昂，那画面想一下都不寒而栗。
这些人从来都在，时时游荡在我们的周围。
曾经的鲁迅笔下，围着被杀头的同胞大声叫好的是这些人；
今天的新闻里，对着楼顶犹豫的姑娘喊着“要跳快跳”的也是这些人；
即使两个名气悬殊的明星互掐，吃瓜群众站的往往是实力强的那一个，至于真相是什么根本不关心。别说演艺圈了，即使在单位和体制内，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个别人，大多数不被同情力挺，只能换来幸灾乐祸的嘲讽和意味深长的目光，即使少数的唏嘘，也多半夹带着要与弱者划清界限，彰显“真好不是我”的优越感。
这些人特别爱站队，尤爱站在强者的那一方，对着弱者居高临下的咆哮或奚落，当不成打手，就当鼓手。意淫自己与后者划清界限，登堂入室进了前者的门。其实，绝大多数人攀附不上的，不如早点回家洗洗睡。
不管怎么歌颂提倡真善美，关于人性的真相，当我们身处弱者境地才会看得最清楚：你缩在角落里悲愤交加，盼望有人会来主持正义，等来的却往往是“墙倒众人推”。
惟因如此，在那360度环绕立体声的恶意之中，贾母对小道士的及时抚慰才那么温暖人心，涤瑕荡秽。
曹公在清虚观打醮这样一个大场面里，忽然宕开一笔，去描述一个弱势边缘小童的无助。就像在一个歌颂太平盛世的直播里，忽然挪开镜头，插播进一个原本应该和谐掉的片段。
一定是他亲历过，这样的情节是编不出来的。他一笔不漏地记录下了那些段落，也许并无意告诉给我们什么道理，可是我们在看过之后，却不得不警惕自己人性中潜藏的恶念，免得不知不觉成为群体犯罪者。面对素昧平生的卑微弱者，心含悲悯，锁好那道“乌合之众”的锁，最最最起码，不要成为嘶声裂肺喊打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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