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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山脫貧大決戰的故事
2018年6月，四川發出向涼山深度貧困發起總攻的號令，共計5700多人派往涼山州11個深度貧困縣，開展為期3年的脫貧攻堅和綜合幫扶工作。當前，涼山州脫貧攻堅已經到了決戰決勝的關鍵階段，在四川省委組織部指導下，四川日報·川報觀察啟動新一季“涼山脫貧大決戰的故事”徵文活動，面向奮戰在涼山脫貧攻堅戰場上的幫扶工作隊成員及其親屬們，面向涼山州幹部群眾們，徵集大家在這場脫貧攻堅戰役中的故事。
在此次徵文比賽中
旌陽有一位援彝幹部入圍
他就是：
越西縣乃託鎮紅光村駐村工作隊員林家
林家（右二）與當地貧困戶交流
每人每天一共可投5票！！
大家趕快行動起來！
林家徵文為什麼能入選？
來，跟著團團一起
走進大涼山
聽聽他的援彝故事……
執著前行 在山那邊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我從江蘇老家來到四川德陽工作，此次又奔赴大涼山一線開展援彝扶貧，馬不停歇體驗味蕾和氣候的不同、感受語言和風俗的差異、適應崗位和職責的調整。
還記得剛來到大涼山的時候，親眼目睹這裡的落後交通和簡樸生活後，一度讓我震驚。然而，這些艱難不能撼動自己的初心，我篤定的，是一名共產黨員的信仰、一名幫扶幹部的執著。
糾正黨費收繳入手，讓支部換髮新顏
作為一名組工幹部，關心最多、接觸最多的自然是基層黨建工作，但駐村後聽到的一件“小事”卻讓當時的我愁眉不展。
7月初的一天，在開完工作例會後，我主動向村支部書記詢問了解黨員的基本情況。
“爾坡書記，我們村支部有好多名黨員呢？”
“29個，但是部分在外打工，經常在村裡的大多是老年黨員。”
“普通黨員繳納好多黨費呢？”
“這個……”他支支吾吾，不願透漏。
“按規定，一般是五角到一塊一個月，一年也就是10塊錢左右嘛。”我說。
“就是，就是”，他遲疑了會，接著說，“不怕給你說實話，他們的黨費是我在交。”
我愣住了，支部書記的回答讓我十分震驚，這本該是每位黨員的義務啊！為弄清事情的原委，我再三追問爾坡書記，瞭解到，由於歷史因素和黨員意識問題，這名原是致富帶頭人的支部書記選擇同前任書記保持一致，給普通黨員繳納黨費。
為打破這一“慣例”，在與裡坡書記（支部第一書記）和爾坡書記交流達成一致意見後，我在全村8月份黨建月會上作了一次交流發言。十餘名在家黨員都前來開會，因部分遲到，會議從原定的9點半推遲到了10點半。
會上，我從《黨章黨規背後的案例故事——黨費，你交了嗎？》動畫視頻入手，分享了趙西榮老人大雪天自覺繳納黨費的故事，再將故事情節與本地情況對比，提出黨員自覺主動繳納黨費的意見。十餘分鐘的講述，原以為會得到大家的認可，但看到多數黨員臉上無一應答的表情，我只能無奈向支部書記“求助”。考慮到部分黨員語言交流不暢的問題，裡坡書記和爾坡書記用彝語翻譯了一遍，又用雙語的方式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和要求。說完後，我欣喜地注意到有幾名老黨員在向我微笑示意。
一個月後，我從和爾坡書記的交流中找到了心中期盼已久的成就感，在家黨員開始主動將前期的黨費補上，並承諾今後自己的黨費自己給。
半年多來，我從糾正黨費收繳問題入手，幫助釐清工作思路，牽頭擬定了《紅光村抓黨建促脫貧“四個一”工程實施方案》，並協助推進；向第一書記提出了“赴外考察學習”“優化幫扶分工”等工作建議10餘條，並付諸實行；牽頭創建了我村的微信公眾號——“彝步紅光”，並常態化宣傳工作動態和扶貧政策；利用黨建月會等分享習近平總書記“同吃同住同勞動”和“敢說敢做敢擔當”的優良作風故事……今年以來，我看到黨員開會遲到的現象少了、佩戴黨徽參會的多了、支部的作用發揮慢慢強了。
村組黨員幹部突破，讓教育托起希望
在大涼山，尤其是山裡的農村，家庭生育2名以上孩子的現象較為普遍，加上經濟上的掣肘和思想上的落後，出現部分適齡兒童不能正常享受義務教育的現象，於是，控輟保學工作“孕育而生”。
去年9月初，已經開學。駐村工作隊例會再次召開，研究剩餘部分適齡孩童未入學問題，我瞧了下家長名單，猛然見到蘇呷組組長普鐵伍來的名字赫然在列，看來今天的主要任務就是把他“拿下”，動員他讓女兒小梅讀書。
我隨第一書記克七里坡來到伍來家，打開木棍做的簡易籬笆門。伍來45歲，是一名共產黨員，皮膚雖然黝黑，臉上卻時常掛著笑容，讓人有一種自然的親近感。伍來聽得懂大多數四川話，我們三個人坐在院壩小板凳上聊了開來。
“伍來，你有幾個娃娃？”
“四個。”
“四個娃娃，拉扯大還是不容易哦。”
他有點沒聽懂的樣子。
我補充到，“養大還是不容易哦。”
他用一如既往的笑容給了我答覆。
我進入正題，“小梅是老幾？馬上要開學了，是不是沒有去報到？”
他尷尬一笑，領會到我們的用意。
“就是呢，搞忘了。”他沒有正眼看我們，聲音有些低沉。
我們又問起了組上的控輟保學工作情況，他對答如流。
裡坡書記貌似看出了什麼，用彝族話和伍來交流了一番後告訴我，原來小梅16歲了，不想讀書，伍來就想讓她出去打工。
瞭解到原因後，我嘗試著用簡單易懂的詞彙，幫助伍來分析控輟保學工作的意義、小梅是否接受義務教育今後對她的影響，以及作為一名村組幹部和共產黨員的責任擔當。我還舉了幾個成功人士的例子為他解釋，讓他向長遠看，朝未來想，裡坡書記也在一旁勸說著。
第三天，我在村道上遇到了伍來，他用一貫的笑容向我打招呼，告訴我小梅明天去學校，蘇呷組另外1名適齡兒童也要去學校了，並握著我的手。
“卡莎莎（彝語‘謝謝’的意思）。”伍來看著我。
“伍來，‘不用謝’咋個說？”，我連忙回應。
“‘阿沙’”他顯得不好意思。
“‘阿沙’‘阿沙’‘阿沙’！”，我們兩個人雙目相視，笑了起來。
駐村以來，我同其他駐村隊員和村組幹部一道，加強與鎮村學校聯繫，逐個動員適齡兒童家長甩開思想包袱，讓其報名入學；對因在家中出生的兒童，協調派出所等機構予以解決上戶難題；開展“小手拉大手”等活動，教育小朋友勤刷牙、勤洗手，維護環境衛生，知曉接受教育的重要意義；主動與周圍小朋友溝通交流，鼓勵用心學習、鍛鍊本領……如今的紅光村，輟學在家的少了，埋頭讀書的多了，學習的氛圍慢慢好了。
扶貧產業發展著力，讓生活更有奔頭
紅光村前期沒有實質性主打產業，部分群眾依靠外出打工掙得收入，而留下的則主要從事土豆、玉米等傳統種植業和畜牧業，由於是坡地屬性，加上機械化作業少、地質災害影響等因素制約，多數家庭常年人均收入僅略高於貧困線。
“為啥子要給蜜蜂喂糖水呢？”我一邊攪拌，一邊疑惑道。
“這是救助性飼餵，冬天沒得啥子花，天氣也冷，加上她們剛到這裡，環境陌生，她們也需要補充營養的嘛。”養蜂專家吳哥給我解釋。
“這樣啊，我以前一看到養蜂人在喂白糖就認為他在做假，釀出的蜜都含有糖水，是摻假蜂蜜呢。”
“如果真的做假，沒必要這麼複雜，直接加糖就好了，是吧。”吳哥笑著向外行的我解釋。
整個下午，我只幹了一件事，就是不停地用長木棒攪拌，兌出3桶糖水，不是給自己喝，而是敬給我們村剛來不久的“客人”，也是未來助力我們村脫貧致富的“小能手”——中華蜂的。
想到幾天前，這50箱中華蜂晚上從德陽什邡出發，凌晨到達小巷嶺遇到下雪又折返，第二天才送達，這段時間的心緒彷彿是自己小孩回家一般，牽腸掛肚。
下午的準備工作做好後，我們等天黑才開始幹活，此時已經下起了濛濛雨，大家都還餓著肚子。由於有一批蜂箱（桶）放置在二米五高、半米寬的堡坎上，就必須通過木梯子小心爬上去。我們幾人分好工，有負責手機照光的，有負責分發紙碗和稻草的，也有負責放置和觀察的。由於堡坎上很窄，只容許一人通過，大家都不停地相互提醒注意腳下安全。
我是第一次體驗，雖然有些擔心自己被蜜蜂蟄著，但更多的是新奇。由於我們請來了什邡的養蜂專家，在他的指導下，晚上十點半就順利完成了任務。持續兩個半小時，沒有人提及肚子還餓著，空中迴盪著的都是蜜蜂的嗡嗡飛舞聲和我們的交談歡笑聲。
幾個月來，我們在紅光村前期傳統蜂桶養殖經驗的基礎上，探索開展養蜂產業方案設計、自發組織赴成都金堂實地考察，再到項目資金論證，把準備工作做足；細微方面入手，利用本地秸稈進行手工編織，幫助蜜蜂保暖過冬；組織人員輪流看護管理，保障順利蜜蜂搬家過度……如今，50餘群外地中華蜂在紅光村正式安家，加上本土蜂群，村集體經濟增收和貧困戶分紅將有重大突破。這樣的前景帶動下，我看到村民的熱情增長了、幹活有勁了、生活更有奔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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