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日本友人談論中日兩國校園生活的差異時聊到了關於“校園欺凌”的話題，他疑惑地問我：“校園欺凌在日本那麼常見，難道在中國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嗎？”雖然讓我感到有些難以回答，但不得不說，這確實是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
事實上，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現象，校園欺凌自然也會出現在除日本以外國家。然而，校園欺凌在日本卻因文化背景的因素產生了其獨特性，使其無法輕易地與其他國家出現的狀況劃上等號。
同時，校園欺凌也是日本最受關注的社會問題之一，在日本國內具有相當的話題性。在文化領域，與之相關的作品更不在少數，有的作品甚至還引起了激烈的社會討論，在動漫領域，《聲之形》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但就算是這樣，日本校園的欺凌的現象卻絲毫沒有緩和的趨勢，明明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受害者仍然不斷出現，一切就像最初那樣，沒有半點改變。
依存於此方與集體的民族
說到底，為什麼會出現校園欺凌的現象呢？除去人類本性中有著征服弱小者的暴虐傾向以外，日本校園欺凌的本質就是集體因“排異”思想從而對個人進行的孤立與欺壓行為。
在大多數日本人眼中，自己生活在的集團即是一切，與集團作對，對於他們來說無異於死路一條。在日本社會，個人意志往往會屈服於集體的意志，當個人利益與集團利益產生矛盾時，所有人都會自覺地忽視自身的利益，選擇為集體利益服務。
而這種近乎“病態”且“不合理”的集團主義的形成，恐怕來源於水稻種植為中心的農業社會的悠久傳統以及由此產生的習慣與價值體系。
水田耕作是勞動集約型工作，需要村落的人們共同作業。因此單個村民在較大程度被編入村落共同體。共同體內外界不論是在物理方面還是社會都十分明瞭，後來那發展為村民行為方式的雙重性。‘水穗之國’包括村落共同體的之意，而村落共同體是封閉生活空間的典型。
正因為生活在存在著明確界線且相對封閉的空間之中，古代日本人將自己生活的空間劃分“此方”與“彼方”。“此方”即自己身處其中的村落共同體，而“彼方”則沒有具體物理空間距離的限制，它可以既是臨近的村子，也可以是遙遠的國外。
對他們來說，“此方”是可以把握的存在，他們能夠知曉“此方”所發生的一切，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確保自己擁有足夠的安全感。“彼方”所代表的，則是充滿著危險的“未知”，要前往“彼方”就必須跨過空間距離的限制，其代價就是可能會在途中遇到兇猛的野獸，抑或是駭人的強盜。正因為存在著對“彼方”未知的顧慮，人們選擇跟從自己能夠把握的“此方”，大大地加強了對村落共同體的依賴，以共同體利益為中心的集團主義就此誕生。
不得不說，在那個時代，這種特有的村落文化確實很大程度上保證了集團成員的安全，同時也為之後日本的農耕經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日本很多傳統習俗都是由封閉的空間所造就的，它們紮根於集團主義的土壤之中，最終發展形成了如今的日本文化。
雖然之後日本在近代遭受到工業文明的衝擊，傳統的封閉空間也因此分崩離析，而對個體意志的忽視作為文化的烙印卻一直延續至今，而且，時代越是久遠，個人被捲入並埋沒在共同體的程度便越深。直到現在，集團主義仍在各方面影響著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它逼迫人們做出選擇——要麼改變自己的意見，跟隨集體的步伐；要麼就離開集體。
所以，即使是現在，11區的少女們在清楚會損害自己將來健康的前提下，仍然選擇在寒冷的冬天中袒露自己的雙腿，不僅僅是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因為“大家都這樣”。她們害怕自己成為群體中“特殊”的存在，從而遭到的同伴嘲笑與排斥。與冬天難耐的嚴寒及病情的折磨相比，還是在群體中展現自己的特別之處更讓她們痛苦。
這就是蟄伏於日本國民潛意識深處的“精神病症”。
闡述了集團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其影響，讓我們再次迴歸到和欺凌題材有關的作品上。在《聲之形》中，存在著聽力障礙（特殊性）的轉學生（從未知的“彼方”前來）西宮硝子，插班到主角石田將也所在的班級裡（小團體所在的“此方”），這是欺凌產生的環境條件。
另外，由於硝子固執地想要和同班同學建立友好的關係，以至於她沒能順利地讀懂“氣氛”（對團體規則的“冒犯”），加之自身特殊性所帶來的“特權”（在某些方面得到老師的特殊照顧），小團體的不滿與仇視最終爆發，最終造成群體對硝子個人的欺凌。
當然，以上只是關於硝子遭受欺凌原因的客觀描述，但並不代表著這一切都是硝子的錯，畢竟，照護弱勢群體原本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只是，這種本應該履行的善意卻為集體意志所不容，模糊的由集體意志判定的集體利益遭受了損害，對個人的孤立與欺壓在所難免。於是，硝子便成為了承受集體成員憤怒的犧牲者。
打破“氣氛”
在日劇《legal high》中，平時滿口詭辯言論的古美門在著手處理校園欺凌的委託時，也不無感慨地對法官說出了“欺凌的本質是氣氛”的話語。
確實，在當今的社會，“讀空氣”成為了日本人不得不掌握的技巧。雖說將個人完全淹沒的村莊集體早已成為歷史，但他們還是小心翼翼地隱藏著自己的真實想法，竭盡全力地融合到群體中去。所以，當欺凌發生時，就算對霸凌者心存不滿，也會因為擔心禍及自身而假裝視而不見。就是在這種氣氛的支撐下，校園欺凌才會一直存續下來，沒能有任何改變。
既然如此，是不是隻要集體中出現敢於打破氣氛的成員與欺凌現象對抗，群體中其他對惡行感到不滿的成員就會一同聯合起來終止欺凌嗎？恐怕事實上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在《三月的獅子》中，川本日向在班裡出現欺凌現象時就積極地向朋友伸出援手，以她自己的方式對抗針對佐倉千穗的欺凌。然而直到最後，與她親近的同學不僅並沒有與她站到同一戰線上，反而勸她不要多管閒事，以免牽涉到自身，在日向淪為欺凌對象時，她們同樣選擇視而不見，直到事件得到徹底解決時才一同向日向道歉。而身為教育者的班主任在面對日向關於欺凌的現象彙報時，卻因為自身的無力感和被牽涉進氛圍的恐懼而置之不顧。
倒也不是在指責批判什麼，畢竟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本能，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個體選擇保護自己也是無可厚非的。只是不禁感慨，氛圍居然有著如此強大的威力，不僅能讓集體中的絕大部分人保持沉默，甚至讓身為教育者的老師望而卻步。難道欺凌真的是頭無法戰勝的怪物嗎？
事實上也並非如此，即使是生活在集團主義無形的秩序下，但如果牽涉到集體內個體之間的利益糾紛時，這時個人意志便不會繼續追隨集體意志，併產生主動脫離集體的傾向。因為要讓所有個體都遵循“讀空氣”的規則，前提往往是集體行為不會危及自身，這就是霸凌發生時，絕大多數人選擇無視現狀的主要原因。
這是一種帶有致命缺陷的“團結”，集體內部關係看似牢不可破，但在矛盾激化，面臨外界的巨大壓力時，集體往往會因為個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分崩離析。雖然這一點可以加以利用，不過事實上，我們要做的並不是摧毀團體的存在，而是要對抗氣氛本身。
暫時性的、帶有惡意與暴力傾向的人際干涉固然簡單有效，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隨著時間流逝，即使成員變更，集體仍然會無數次地“復活”。氣氛依舊存在，被欺凌者的境遇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我們所要做的，是要讓集體中的個人認識到自己犯下的錯誤——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就算自身沒有加入欺凌者的行列當中，對“欺凌”的默許與縱容行為就等於與欺凌者同伍。還要讓他們不再受礙於集體中的氣氛，勇敢地說出事實，讓欺凌者的所作所為曝光。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打破氣氛，真正地為欺凌行為劃上休止符。
然而，這並不是僅僅依靠個人的勇氣就能做到的。要糾正那些陷入錯誤的學生，就必須要有身為教育者的校方以及監護人的力量參與其中，如果沒有這兩方的協助，個體不僅很有可能沒辦法改變集體中的氣氛，反而還會淪為受害者。當然，這並不是在否定那些像日向一樣勇敢地向校園發出挑戰的勇士們，恰恰相反，正是為了不辜負他們所付出的努力與勇氣，才更加需要來自成人力量的幫助。
只是，現實中又會有多少像國分那樣明辨是非並且清楚該怎麼處理校園欺凌的老師？那些無人聲援的受害者們又該誰向去求助呢？
假若正義無法得到伸張
《聲之形》當初在上映後，就引發了不少爭論，受到非議的原因是，儘管京阿尼很寫實地描繪了校園欺凌所發生的一切，但除了石田以外的其他欺凌者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雖然這一點也非常貼近現實，不過卻讓部分觀眾們表示有些難以接受。
這是作品的價值負荷與觀眾價值取向所導致的矛盾，是觀眾渴望的“懲惡揚善”結局與實際上作品對欺凌者的“縱容”所導致的衝突。當然，這並不等於對作品寫實追求的京阿尼有什麼過錯。只是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即使正義會遲到，但對“惡”懲戒的到底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對作品的寫實追求，尤其是像《聲之形》這種描繪校園欺凌這種具有社會現實意義題材的作品往往就會出現與我們的期待所相悖的情況。
如果說當虛構的作品存在“犯了錯卻沒有被懲罰”的角色，我們還可以發聲表達自己的不滿，以此抨擊這種不正義的現象的話。那麼，在如此多的校園欺凌施虐者沒有得到合適懲罰的現實，我們又能做什麼呢？我們能為受害者做到的又有什麼呢？
在回答以上的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弄清楚這個要點——難道懲罰施害者就是對受害者唯一的安慰嗎？很遺憾，並不絕對是。說到底，我們之所以要懲罰那些犯錯的人，除了對維護正義的需求以外，更重要的是基於“公眾”的希冀，也就是要通過懲戒他們以服眾。當然，其中也不乏向社會警示的意味。
不過，這終歸是社會所要求的，不等同於受害者本人的意願。況且，社會公眾對事件的記憶只屬於某一段時間，即使出現了沒有受到懲罰的欺凌者，針對其公憤與指責也只是暫時的，最後，絕大多數的人們都會遺忘這件事，直到下一個“逍遙法外”的欺凌者出現。都頭來，記得欺凌曾經發生過的，可能就只剩下受害者了。
如果註定會落得如此落寞的結局的話，何不把將注意力更多地用於考慮受害者的心情呢？因為性格不同，遇到具體情況不同，受害者對處理欺凌的態度和需求自然也會不同。
舉個例子，硝子直到最後還是希望能和集體友好相處，與大家成為朋友，她渴望的是，自己能作為“特殊”的那一個，順利融入到群體中去。與之相反是，日向則希望欺凌者們能夠親身體會到自己朋友的痛苦，即使他們最後道歉，她也希望自己能保留“不原諒他們”的權力，她追求的是自身的尊嚴。
這就是受害者之間需求的差異性。
以上贅述那麼多，實際上只想說明一點——要重視受害人的心情，去聆聽他們的心聲。罪有應得自然是最好的結局，但也有萬般無奈的時候，不過，無論是哪一種結局，我們都不要急著發表自己的見解，我們並沒有實質的資格去判斷施害者是否得到原諒，因為公眾輿論所代表的不一定是受害者的內心訴求。
所有的權力都應該交還給受害者，讓他們來判斷是否原諒那些傷害過他們的人，然後讓一切在合法合理的範疇內執行。
參考：
《日本文化中的空間與時間》 加藤週一/著 彭曦/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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