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学批评:价值差异与意义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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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提到谱系时,未必就会想到米歇尔·福柯,但如果我们提到谱系学,那么就不能绕过这位20世纪末最有影响力的法国思想家了。在今天争论福柯是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或尼采主义者,和以前一样没有意义。相反,我们应该将目光放在他所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这位广泛研究权力、知识、癫狂、惩罚、以及性之间复杂关系的思想家,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启迪无疑是非常丰富的。但他对于当今思想界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一种研究问题的新方法,这就是被他称为谱系学的方法。按照福柯的说法,谱系学方法始于尼采,并且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即20世纪后半叶的60年代之后,已经为一些文化和哲学研究者所运用。在《谱系学和社会评论》这篇文章中,他对谱系学作了通俗易懂的说明,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其中的要点。


谱系学批评:价值差异与意义多元

Michel Foucault


  首先,他将其视为一种“效用批判”,“即由分散而断断续续的抨击所产生的效用。”他举了一个《反俄狄浦斯》的例子,这是由德勒兹和瓜塔里合著的,在法国“五月风暴”时期前后相当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这样的书有的只是它自身的令人惊异的理论创新,确实没有其他的参考源:一本书,或者毋宁说一件事情,一个事件。”福柯所说的效用或局部批判,是与整体性、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相对的,他指出:“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试图以整体性来思维的努力都已经被证明是对于研究工作的一种阻碍。”他所批判的这种形而上学总体性倾向,一直存在于欧洲哲学的方法论中,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谱系学方法的效用性、策略性和局部性,具有“解构”或“后现代”的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把它的特征理解为迟钝、天真或原始的经验主义;它也不是愚蠢的折衷主义,不是那种热烈接受随便哪一种或每一种理论方法的机会主义。……这一批判本质上的局部特点,事实上表明了自治的,非中心化一类的理论生产。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理论生产,其有效性无须得到已确立的思想体系的许可。”这是一种独立的开放研究方法,既不同于经验主义的肤浅、折衷主义的平庸和机会主义的功利,也不依赖某种庞大的元叙事的支持。当福柯澄清对谱系学的一些可能存在的误解之后,又指出了其理论性格所在:“它可以被描述成被压制的知识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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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系学是关于被压制的知识,即被特定时期官方的、主流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霸权所压制和遮蔽的边缘的文化、尘封的历史、沉默的声音的重新发现。福柯解释到,“一方面,我指的是那些被埋没的,以功能主义的连续性和形式系统化作为伪装的历史内容。”同时,他还认为,这些被压制的知识是被通常的科学认为是“天真”的知识,“即处于等级体系中较低位置的那些知识,低于认知和科学性所要求的水平。”而这种缺乏一致性的差异化的知识,之所以在被认为是较低的,并非真是由于其个别性、局部性和区域性,而是由于它周围的一切对它怀有强烈的敌意而造成的。

  谱系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西方形而上学基础主义和那种诉诸于同一性和整体性的思辩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因此,“它受到某种科学主义,即受到普遍承认的知识严谨性的幌子的思辩方针的反对,但它与这个思辩方针所受到的排斥无关。”福柯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这种研究和批判方法的特征:“谱系学研究因此不是通过一种经验主义,甚至不是通过某种通常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而发展起来的。它所真正做的是接受那种对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认为不合格、不合法的知识加以注意的要求,反对理论整体的要求:理论整体的要求会以某种真正知识和某种什么构成了科学及对象的随意观念的名义对它们进行筛选并加以等级化和秩序化。”


谱系学批评:价值差异与意义多元

Roland Barthes


  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等建立在培根的经验主义归纳法,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演绎法,康德的先验形式范畴内的纯粹批判等所谓的精确科学方法不同,谱系学关心的对象是一些知识的崛起,这些知识是关于斗争的历史知识。其斗争的矛头针对被认为是科学的话语的权力影响,这些话语的产生往往是制度化的大学的产物。

  谱系学所采用的不是那种大学里按照某种方法所进行的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和主观意图,“与各种各样试图把知识按照与科学相关的权力等级进行登记注册的规划相比较、相对立,谱系学应该被视为一种试图把历史知识从隶属地位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使它们能够对抗理论化、统一化、形式化的科学话语的压迫。”归根结底,谱系学是对西方形而上学方法的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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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出自尼采,也就是被称为非辩证法、非体系化的研究方法。反对理想意义、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和关于起源的研究。谱系学与形而上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再关心事物的起源。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是“在起源中收集事物的精确本质,最纯粹的可能性,被精心置于自身之上的同一性,静止并异于外在,偶然和连续的东西的形式。”如果说形而上学对事物的起源、同一性和目的性的寻找,是试图找到“已然是的东西”,那么谱系学则热衷于在倾听历史的声音中发现“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来源、异质性和偶然性。如果说谱系学排斥对真理和科学方法的严格性的迷恋。那么仅仅是因为,在这张貌似公允的、客观的、不动任何声色的面具之下,隐藏的却是:“学者们的热情,相互仇恨,狂热的并且反复进行的争论以及争强好胜的本性。”

  所谓科学,并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更不是与事实相符的真理,而是学者们通过一定的形而上学方法,主观构建起来的。如果说在自然领域里,确实存在着某种永恒的规律或公理的话,那么在人文学科里,只存在着各种相对的、异质的、偶然的真理,这些真理的产生,是学者们权力意志的产物。当然,这些学者们受雇佣于官方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他们服务于特定的统治阶层。自由和真理,往往是统治技术的发明。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家的黑格尔,就是为普鲁士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服务的。他的西方中心论和种族优越论,他的绝对精神的合乎理性逻辑的自我发展,虽然表面上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但实际上却是他的唯心主义和浪漫思想的产物。


谱系学批评:价值差异与意义多元

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


  任何的人文学科所宣称的科学性真理,都不过是权力意志对事物进行透视的产物。其将自身合法化的途径,往往是将事物发展中的偶然性、差异性排除,进而对同质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和排序,进而呈现出一种合规律的因果逻辑。因此,作为与形而上学相对的谱系学,就要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构造的严密等级秩序,找到形而上学迷宫的缺口或出口。“谱系学并不打算回溯历史,不打算在被忘却的散落之外重建连续性:它的任务并不是先给整个发展进程强加一个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形式。……相反,追寻来源的复杂排序,就要坚持那些在自身散落中发生的东西;确定偶然事件、细微偏差,或反之,去确定错误、错估和那产生了现时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演算;揭示在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东西的根底没有真理和存在,有的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

  谱系学方法的实质就是回到事物的复杂存在本身,在这一点上,它与现象学具有相似之处。但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不同,谱系学并不认为回到事物本身,是一种超越主客观的绝对科学方法。相反,它承认自身认识的有限性、局限性和相对性,以及这种方法的来源和目的。“它不在它观察的东西前故作审慎的消隐,不到它那里寻找自己的规则,以便自己的每一次活动都从属于对象,这种观察既了解所观察的东西,也了解自己是打哪里去观察的。”

  如果说谱系学确实存在一种独特的理论品格的话,那就是它的近乎天真的坦诚性,它不再宣称自身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真理性。当它揭露一切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的伪装和面具之后,不再自欺欺人地扮演任何纯粹客观研究者的角色,而是宣称:它试图解除任何形而上学方法对绝对起源和同一性的追求,对偶然性、异质性、来源性的遮蔽。从而使某些被压抑、尘封的知识和话语发出声音。谱系学所采取的是与作为实体与属性的这种普遍的、超时间的静止认知模式不同的,一种变化的、历时性的动态认知方式。福柯在此提出一种历史感性,并指出其是作为一种严格的与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模式相对的方法。“其一,对实在性的反讽式的和破坏性的使用,它与历史-回忆或确认相对;其二,对同一性的分解和破坏性使用,它与历史-连续性或传统相对;其三,对真理的牺牲和破坏性使用,它与历史-认知相对。总之,要以一种完全摆脱了形而上学和人道主义化记忆模式的方式来使用历史,要使历史成为反记忆——从而也就展开了另一种时间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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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他们并不承认有一种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就像并不认为在学术研究之外,还存在着哲学或思想一样。即便他们承认,也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认为那是些非科学、不系统、不规范的知识。即福柯所指出的“天真”的知识,或“微小”的真理,低于学术研究的“水平”的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这段历史时间我们如何向上追溯,似乎都难以到达它漫长的起源之处。知识都被特定的统治阶层所垄断,这种情况在欧洲中世纪和中国的古代宗法社会,体现的最为明显。

  艰深晦涩的拉丁文和高雅的文言文,是占有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教士或儒者专门掌握和使用的书面语言。在那时古代重要的知识和文化,都由他们所掌握的。用更明晰的表达方式来说,他们掌握着关于真理的话语权。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深知知识,也就是文化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学而优则仕”,似乎对于解释培根这句话的意思,再适合不过了。

  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百科全书”的编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思想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知识和理性对于那个时代民众的重要性。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福柯的“知识就是权力”,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但却跨越了近三百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和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之大,用前所未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有一点似乎没有变,那就是对时代的启蒙。

  从18世纪末康德的《什么是启蒙》到20世纪末福柯的《什么是批判》,由现代性的理性启蒙,到后现代的反理性或超理性的启蒙。虽然从形式到内涵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说,两者都来源于被压迫的知识的反抗。当一种处于边缘的话语,成为占主流的意识形态,并且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被固定和僵化为科学真理,并且服务于新的社会统治阶层时,那么它就必然会重新遭到被压制的边缘知识的反抗。

  正如福柯所揭示的:“一切规则,其自身是空洞、野蛮、无目的的;它们制定出来服务于一定对象,屈从于某些人的意愿。历史的伟大游戏,属于占有法则的人,属于占据使用法则的位置的人,属于乔装改扮、歪曲规则、颠倒地运用规则、使它们反过来反对规则制定者的人;这种人,将自己引入复杂的装置中,让它运转起来,最终使统治者为他们自己的规则所统治。人们所能重复的不同出现,并非同一意义的连续体现;而是取代、替换、转移、乔装的征服和系统回归的结果。如果说解释是要逐渐揭示起源中隐匿的意义,那么只有形而上学才能解释人性的生成变化。但如果解释是借助暴力和欺瞒对自身并无本质意义的规则系统的占有,是将它置于一定方向,使它屈从于新的意愿、进入新的游戏、服从二级规则,那么人性的生成变化就是一系列解释。那么,谱系学就是解释史:作为不同解释出现的道德、观念、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自由观念和禁欲生活的历史。要把它们作为程序舞台上的事件显现出来。”这就是知识和权力话语所运行的规则,以及谱系学的意义。

  无论是用理性科学反对蒙昧黑暗的中世纪神学,还是用生命意志来反对启蒙现代性的科学理性话语,最后都会进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圈套之中。而只有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拒斥,才有可能防止一种知识话语再次进入其巨大的异化迷宫之中。因此,谱系学方法,就不只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而是代表着民间的、边缘的、弱势的文化声音,对于占主流地位的话语霸权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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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系学并不宣称其在边缘和民间文化中所挖掘和发现的知识是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而是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主观性和相对性,意在拒绝被形而上学重新摆置到一种话语霸权的地位。作为一种小知识,它寻求的是一种自由、独立和平等的权利,它在打破形而上学坚固的城堡之后,不再占领这个空洞和僵化的形式,以免重新建造新的知识等级制,使某些曾经被压抑的知识,再度成为新的主流和权威话语。它不受权力意志的诱惑而成为“真理”,因为真理意味着排他性的霸权,即一种知识对另外的知识合理性的剥夺。真理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是权力意志带着公正、合理、客观的面具出现的暴君。

  谱系学要求一种生存的权利,而不是统治的权力。它追求意义,就像游牧民追寻广阔蓝天中的白云和大漠中丰美的水草;它将会像一个勇敢的骑士,不断地攻打城堡中的暴君和领主,解放被压迫的民众,但它不愿意自己成为统治者,只想与那些被解放的民众成为朋友。它将自身的力量用于颠覆和解放,但并不用作统治和压迫。谱系学是一种“游牧哲学”,它作为一种解构形而上学的新方法,不仅是在颠覆“真理”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在创造意义和维护差异。它的目标是实现多元的意义共存,而不是一元真理的统治。它以对话的方式使意义增值,是一种自由、开放、快乐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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