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門礓礤上的模糊身影
石泉
晚上正準備洗腳上床休息，鄰居陳朝陽來電話說計劃中的南門河人行橋開建了，叫我同他一起去看看。
到了河邊，果然有臺打樁機在打橋樁基礎。陳朝陽滿腔喜悅地向我展望通橋後的種種便利，而我的目光卻條件反射地投向了河對岸的南門礓礤（客家語音jiangjia,浠水方言音jiangque），心裡遙想起南門礓礤的前世今生和歷史上從南門礓礤上走過的幾個模糊身影。他們都是浠水交通發展史上不能忘卻的人物。
浠河古稱蘭溪，兩岸多生蘭草，其風景曾感動大文豪蘇東坡。坡仙當年來浠水，看到“山下蘭芽短浸溪”的西向河流，就想到人生再少也許不是幻想，寫出了他致青春的豪邁——“休將白髮唱黃雞”。
但是坡仙那不朽的詩篇解決不了交通阻隔的問題，直到明朝中期，浠河（蘭溪）兩岸五鄉的人流、物流還是靠竹簰緩解融通。南門礓礤，見證過浠河兩岸人民有史以來的交通困境。
這個問題，到明成化年間才有答案。這一年，南門礓礤上走來一個劃時代的人物——潘鈺。
潘鈺，字玉汝，江西婺源桃溪人，明成化甲辰（1484年）進士，兩年後（1486年）後擢升蘄水（今浠水）知縣。潘鈺初入仕途，自然想幹出一番事業（“筮仕有惠及民”），故一到任就去縣學調研。他到達學校後，前教諭周同倫，訓導楊復初、周寬和學生代表王參向其提出要求，主旨就是南河礓礤乃“邑蹃之衝，每入冬以木為橋，春漲則壞，墜溺”人多，故修橋之事，刻不容緩。
潘鈺不愧為進士出身，當即想到應該修一座浮橋，“使守者斂放有時，庶可久也。”
此後，潘知縣多次向上級打報告，一直沒有得到批准。一次有位馬姓巡撫都憲為縣一級“興革”事情諮詢與他，潘抓住機遇向馬遞了報告，得到批准。潘又發動“義民捐金，”使資金得以落實。
潘不僅動員公務人員參加勞動，還“親往視役”。
工程從弘治戊申年（1488年）七月開始，同年十月竣工。1488年，是浠水交通史上的里程碑——浠水河有了第一座橋。
橋的形狀是：以木船為橋基，固定在河干，“砌以巨板，系以鐵錐，長於河等。”“水平則放以渡，水漲則斂以候”。——也就是一座類似中國著名四大古橋之一的潮州廣濟橋那種啟閉式結構。
工程竣工後，潘知縣詩興大發，寫有《南河浮橋》一首：
南門河上往來頻，有渡無橋憔悴人。
漂蟻何心求拯濟，浮樑自我起經綸。
量隨水勢舟無數，繫住河腰鎖有神。
月夜水光天上下，閒來橋上數星辰。
不僅如此，潘還請與自己有“講習之雅”的朋友、遠在北京國子監當侍講併兼東宮太子老師的程敏政，寫了一篇《浮橋記》，記述修橋的簡要過程。
程少有“神童”之稱，為成化二年（1466年）榜眼，同時也是當年進士榜中“年齡最少者”。雖然遠在北京，但對朋友修橋的重大歷史意義瞭然於心——“而蘄水固其發軔者，然則此橋也！”程敏政的點睛之筆再一次證明了“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於雄才巨卿者而不成著”的前賢宏論。
潘鈺在浠水當知縣九年，做了不少好事。除修南河浮橋外，還擴建了文廟，修建了盡街橋，恢復洄瀾亭等等。他不僅惠政於民，還有詩集《甘棠集》遺世。
潘鈺走後，浠水人為其樹立《去思碑》（見清順治版《蘄水縣誌》）、供入名宦祠紀念。
有關潘鈺的餘生信息我沒有找到，只知道自他開始，後裔中出了9名進士，包括他自己正好10名，這創下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單個家庭中進士第一。可謂福報。
圖3:解放初期的縣城
南門礓礤上的第二個模糊身影是趙麟。
有關趙麟的史料很少，我們只知道他是江蘇丹徒（今鎮江）人，明弘治己未（1499）年任蘄水縣丞，縣誌上說他“縣治公字以及古蹟之廢墜者多其修舉焉”。他於弘治庚申（1500）年、即來蘄第二年維修了南河浮橋。
南門礓礤上的第三個模糊身影是王伯。
王伯是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人，正德辛巳（1521）年由舉人擢升蘄水知縣，到任後即重修了南河浮橋。
南門礓礤上的第五個模糊身影是侯爵。
侯爵是四川寧川衛（今成都市）人，明正德庚辰（1520）年由舉人接替王伯任知縣。他在職期間，也接替王伯維修了南河浮橋。
南門礓礤上的第六個模糊身影是龔鼎孳。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安徽合肥人。他是蘄水縣有史以來年齡最小，做官最大，爭議最多的人物。他於明崇禎甲戊（1634）年中進士，乙亥（1635）年任蘄水知縣，辛巳（1641）年離任，一共在蘄水待了六年。
有關龔鼎孳在蘄水的履職情況將專文記述。他在蘄水期間，也維修了南河浮橋，併為其取名永濟橋。
南門礓礤上的第七個模糊身影是劉佑。
劉佑，字雲麓，河北曲周人，由歲貢（科舉選拔形式之一，每歲由府、縣推薦貢於京師的廩生，可供吏部遴選）於順治十三年（1656年）任蘄水知縣。縣誌上稱此人“風雅豁達”，這很符合燕趙俠士的特點。他的工資基本用於捐贈，不僅用俸祿所捐完成了前任李德馨未修完的學宮，還在玉臺山修建了枕浠閣等公益項目。其豁達可見一斑。
劉維修南河浮橋的辦法就是在帶頭捐資的前提下，廣泛發動富人捐資。劉還請浠水當時最有名的大儒黃正色為他寫了一篇《南河官渡募文》（見乾隆版《蘄水縣誌》）。
黃正色，字美中，號慈雲，明崇禎丙子年（1636年）舉人，曾任蕪湖知縣，明亡後，無意為官，但作為前朝遺老和復社骨幹，聲名遠播。劉找他發聲，自是聰明之舉。
雖然我們沒有找到劉佑修橋的相關記載，但他的作為已是令人感動。
劉佑也許還感動過上級，與部分知縣不知去向不同，劉佑任職到期後“遷泰州牧”（牧在此為借用，實指知府），當上了地級幹部。
南門礓礤上的第八個模糊身影是李振宗。
李振宗，字欲仙，浙江嘉善魏塘鎮人，康熙甲辰（1664年）進士，康熙十八年（1679年）任蘄水知縣。李在任期間也重修了縣學、城隍廟、濟民倉等等，他在康熙二十三（1684年）年也加固了南河浮橋。
李在加固浮橋後也請當時的黃州府同知董維祺寫了一篇《浠水浮橋記》。董是滿族，字爾介，號守齋，鞍山人，後由黃州府同知升任涪州（今重慶涪陵）知府，在涪陵因留有“白鶴梁”（在長江水下博物館）三個大字而揚名神州。
值得一提的是，字欲仙的李振宗很有詩名，行事也俱詩人風格。比如他在重葺盡街橋後，認為“盡”字不吉利，並將其改為生生橋（取生生不息之意），專門作記闡釋其理由。
由於現存的歷史資料不全，如今已找不到修葺南河浮橋的完整記載，但是我相信歷代的縣官們會時有作為的。
這些封建時代的官員都已走進歷史的深處，只留給我們一個模糊的身影，但他們的腳步在浠水的歷史上留下過深深的印跡，正如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呤唱的那樣——
蘭花雖枯萎，馨香沁心脾。
原聞一多紀念館副館長朱興中老師曾感動於歷代封建士大夫的情懷，專門賦詩曰：
南門礓礤上，身影不模糊。代有造福者，中國士大夫。
石泉，實名閻生權，1961年生，浠水閻河人。1978年赴西藏工作。曾歷任行署秘書科科長，行署副秘書長兼受援辦主任、地委常務副秘書長兼地直工委書記、專員助理兼經貿委主任、兼交通局黨委書記等職。2009年從日喀則行署退休。
比較關注經濟理論和文化事業，曾主持一些經濟課題研究，參與過《中國旅遊大辭典》、《商業文化學》和《林芝區域文化叢書》等書籍的編寫，兼任過日喀則文聯籌委會主席，主持編輯《珠穆朗瑪》和《綠雪》文學期刊（現改名《後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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