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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以现代文化观念对中国古代主流文化进行批判和重估的思想文化革运动。
由于新文化对传统礼教文化进行重估，采用的是西方近代以“人”为核心，“科学”和“民主”为主要标志的启蒙思想。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具有“西化”或“欧化”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启蒙者用西方的文化意识，取代和置换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观念。但我们一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新文化运动用以重估中国传统文化所采用的是西方的“现代”文化观念，而并非是对整个西方文化意识的挪移。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意识核心，是来自18世纪，由法国启蒙者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和孟德斯鸠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等观念。发生在中国20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距法国启蒙运动不到150年时间，正是在这百余年时间里，启蒙思想通过震撼世界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征战，传播到了欧洲各国。并进而影响到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东方国家。
对东西方传统文化来说具有异质性、断裂性和颠覆性的现代性文明，最早发端于15世纪的意大利。其主要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世俗精神和对“人”的发现和肯定为特征的。西方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对传统天主教会文化的反叛是明显的。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几乎在同一时期，反对正统儒家礼教文化的思想潜流也开始涌动。元末明初出现的白话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正是民间文化精神对官方正统意识的颠覆，以小说形态的表现。到了明代中后期，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以及白话小说《西游记》、《金瓶梅》，戏剧《四声猿》、《牡丹亭》的出现，对传统礼教和官方理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大思想家，对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文化和宗法等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批判。《红楼梦》表现了传统宗法礼教文化走向衰落的现实；《儒林外史》对科举八股制度的腐朽以及危害进行了深入的揭示；《聊斋志异》对人性之美和自由恋爱进行了大胆的肯定；《镜花缘》对女子的才学和社会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几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嬗变，以及对传统礼教文化的一次次解构和颠覆，为近代知识分子在晚清接受西方的新思想作出了重要的准备。为“新民”和“狂人”的出现，在传统文化内部积累了丰厚的土壤，成为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嫁接的生长点。
李贽
现代文化的扩张性和征服性，是“人”的主体性觉醒后，对世界进行图像化和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哪个国家最先开始现代化进程，就愈早在现代世界中独立和强大起来。在18世纪的美洲，美国是第一个接受现代文化的国家，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现代文化的产物。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之后，北方现代文化观念在美国取得了主导性地位，使其迅速强大起来。为美国在20世纪的近百年时间里，一直处于世界强国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是东方第一个接受现代文化变革的国家，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使其国力迅速强大起来，成为近代东方最早摆脱西方列强奴役的国家。正是这些先后通过改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现实，让中华民族在晚清也采取了一系列从经济器物到政治制度的维新变革。中国近代对现代文化的选择，是民族自强和国家独立的必要前提。新文化运动，既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自身发展和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落后的情况下，求生存和发展的自觉选择。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轴心时代形成时期，作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对新文化构建的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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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轴心时代过渡期，文学，尤其是小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地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薄伽丘、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小说，在这场发现“人”的伟大思想文化运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既是社会政治理念的构建者，又是著名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对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塞万提斯等人文主义者是小说家中的思想者，那么卢梭等启蒙者，就是思想家中的小说家。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胡适等新文化的主将，则同时是诗人、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
对文学革命来说，对旧文艺的观念和形式进行革新，是启蒙的首要任务。在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小说界的真正革命，民众的思想观念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启蒙。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但却出现鲁迅所说的以前人们做奴隶，革命后人们做奴隶的奴隶的情形。究其根源，在于梁启超虽然指出了“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的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相结合的方向，但是却没有真正对小说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变革。
梁启超
梁启超是第一个实践他小说革命主张的人，由于他对小说的认识带有“教化”和“通俗”的色彩，因此把具有工具性的政治小说视为小说革命的重点。由于这种方法论的方向忽视了小说的审美本体论，必然导致他的政治小说缺乏深入人心的作用。与梁启超同一时期对近代晚清小说变革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林纾，他对欧美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他在小说创作中却是“新瓶装旧酒”，宣扬封建宗法社会的孝顺和妇道。以此置换西方近代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而站到了启蒙的反面。
梁启超和林纾在晚清，对于小说的认识过于功利化和通俗化。不但没有达到启蒙的作用，反而使小说在民国初年由通俗渐变为庸俗、媚俗、低俗和恶俗。出现了所谓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小说作为“文学最上乘”的负面作用开始显露出来，进而成为“茶酒余闲，只供清谈资料”的“排优下技”，被沈雁冰称为“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
晚清的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和世情小说，如果说还尚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的出现，则是小说思想品性和艺术价值自我贬值的产物。不但不具有任何启发民智，导人向上的作用，而且大肆宣扬腐朽的封建礼教思想，刻意逢迎小市民的卑俗心理和低俗情趣。致使社会风气江河日下，国民精神更加愚昧麻木，中国社会和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形成了鲁迅所说的死气沉沉的铁屋状态。梁启超倡导文学革命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提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观；另一方面是受旧文化影响的小说作家们，缺乏启蒙者的使命意识。因此，缺少具有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和真正的现代小说观念，“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是难以成功的。1918年，接受过现代思想观念的先进知识分子，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激进姿态，再一次拉开了“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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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胡适1917年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黄遵宪和梁启超就曾提出，白话文取代文言为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中国从明初到民初数百年间的小说，一直是以白话为书写语言的。尤其是《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名著，都是白话文学的经典文本。胡适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是明确针对“吾国近世之大病”的。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革新文学非要有工具和方法上的准备不可，即“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他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倡导，因此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他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进步立场上指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这就使文学改良具有了现代性的内涵。从根本上彻底地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将改良推向了更加激进的“革命”。以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三种现代文学形式，取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将新文学的内容定位于现代价值观念的方向上。由此一来，新文学从形式到内容上完全焕然一新，跟一切旧文学划清了界限。
新文化运动，是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的结合。1918年，鲁迅在胡适和陈独秀提出文体和内容革命后立刻指出：“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这就使文体、内容和思想三者结合在了一体，使文学革命真正地成为思想启蒙的发展动力。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人”，在鲁迅指出新文学的国民思想改造任务后，周作人接着推出了《人的文学》，明确提出了新文学是“人的文学”的现代文学内涵。“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以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要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供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从语言文体、书写内容、思想意义到价值内涵，启蒙文学的主将们，逐步深入地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范式。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的大变革，揭开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崭新的一页。
胡适
新文学价值观的确立，是与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傅斯年在1919年2月发表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写道：“我们所以不满意旧文学，只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新旧文学的明确不同在于是做“人的文学”，还是“非人的文学”。晚清“启蒙的文学”改良失败之后，政治、世情和谴责小说演变为“排优下技”的“非人的文学”。沈雁冰对这种“非人的文学”的特征，进行了揭示：“旧派把文学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戏之事，看作载道之器，或者看作牟利的商品。”同时指出：“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间的情感，扩大人们的同情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五四”新文学启蒙者之所以对黑幕小说进行激烈的批判，乃是因为“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鲁迅《孔乙己·后记》）“看见现在六辩士和黑幕式《礼拜六》的小说的流行，不禁为文学界的前途大抱杞忧”，“文学本是最伟大的人类精神之花。现在却被他们糟蹋完了”（郑振铎《文学的危机》）“不是将文学当作人家消遣的东西，就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偶然兴到的游戏文章”，“不仅侮辱了文学，并且也侮辱了自己”（郑振铎《中国文人对文人的根本误解》）“这种举动，使小说家的尊严，被污辱了，使尊严的可爱的小说家，被人看得卑贱了。”（郑振铎《“谴责小说”》）
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就曾揭示以“黑幕小说”为代表的这类流行于民国初年的小说的实质和对读者的负面影响：“近时黑幕一类之小说，此行彼效，日盛月增。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写实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此类之书，流布社会，将使儇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视人类如恶魔。”鲁迅当时的呼唤，并没有让一些人格卑劣的“文丐”和“文娼”停止这种败坏人心和社会风气的小说写作。伟大的新文学运动之后，启蒙者和精神界的战士们，对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才彻底地让小说和小说家恢复了尊严，进而带来了文学的新生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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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小说，是在旧小说思想品性和艺术价值衰落后，通过“文学革命”诞生的。但这并不代表新小说在现代文化转型之后，就彻底地否定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所有小说的价值，“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之正宗”。五四“文学革命”一方面积极地向西方现代小说精神靠拢，另一方面对本国的优秀古典和近代小说给予了肯定。
“五四”之后的现代小说，以“人的文学”为价值核心，对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小说进行了重新评价。无论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写实派，还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派，以及此后出现的诸多现代文学流派。都是围绕着“人的文学”进行理论构建和艺术创作的。综观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以文学研究会最早倡导的以“为人生”为方向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直是文坛的主流。这既是“文学的启蒙”对现实人生的积极关怀所要求的，又是中国社会处于革命与战争中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所决定的。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渐次成为文坛主流的欧洲19世纪，是一个战争与革命接连不断的时代。一方面是人对自我主体精神的讴歌和理想生活的向往，一方面是对充满不幸和痛苦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以表现自我精神为标志的浪漫主义和反映社会现实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共同体现了19世纪欧洲现代人，对法国革命之后社会现实的失望，以及眷恋美好过去和憧憬理想未来的复杂文化心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进步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失败，对社会现实极度失望，同时又对未来充满理想的憧憬，与19世纪的欧洲人处于大致相似的文化心态之中。
“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小说，从客观方面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以引起民众的觉醒；而“为艺术”的浪漫主义小说，则从主观方面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和个性压抑，以引起同时代人的心理共鸣。但新文化运动毕竟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此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在欧洲的主流地位，已经被现代主义文学所取代。现代主义即19世纪末兴起于欧洲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非理性文学思潮的概称，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被称为新浪漫主义。
沈雁冰
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沈雁冰，对欧洲启蒙运动之后的文学流派变迁简要地概括道：“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表象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小说新潮栏宣言》）并且对新浪漫主义的影响寄予厚望：“能够帮助新思潮的文学是新浪漫派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派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为新文学者进一解》）但是他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时的文学发展只处于古典与浪漫之间的阶段。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欧洲的现代主义作家对启蒙作家所确立的价值核心——人的主体性和理性进行质疑和反思的文学。也就是说，他们以非理性的意志哲学观念为基础，对具有理性的大写的“人”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要进行的是一项以建立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事业。对于当时的启蒙者来说，让“人”的思想和个性，从吃人的礼教束缚中解放出来才是当务之急。相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是一项刚刚开始的事业。因此，沈雁冰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实践中，选择的是以写实为主，融合自然主义方法的现实主义文学方向。
鲁迅的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但是却有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其它“五四”小说家，都不同程度地在现实主义和各种新文学思潮之间游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格局。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现代文学革命之后的小说家们，完全地照搬了西方近现代小说的各种写作模式。他们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从个人的思想立场和艺术兴趣出发。是在有选择地学习、吸收和融合中西古今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之后，来进行创作的。因此，才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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