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教育拉丁美洲化”問題確實已經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迫切需要相應的政策對策。
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是指這樣一種教育格局：在人口收入差距顯著的社會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長可能逃離公共教育體系而在私立部門中尋求更高水準的服務，公立學校特別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逐漸成為低劣質量機構的“代名詞”。
如果社會中高層次教育的好學校傳統上都是公立機構，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學，且政府對這些機構採取高補貼或免費的政策，如巴西，這就會導致一種極端的、且是難以打破的教育不公平格局：社會中的優勢群體在私立中小學接受優質教育，從而得到優質低價的高等教育服務及其背後的高額的公共財政補貼；與此同時，弱勢群體接受著較低質量的基礎教育服務，難以在獲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機會的競爭中取勝，階層固化難以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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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問題在我國不少城市的基礎教育領域已經非常突出。
媒體報道中的家長圈流傳的一句話，即“初中不讀民辦，高中、大學就進民辦”，就是老百姓口中的“教育拉丁美洲化”問題的形象表達。
在這些城市，最好的初中學校幾乎已經是民辦學校的天下，更加令人擔憂的是，民辦學校與公辦初中的質量差距越拉越大，公辦學校的劣勢越來越明顯。
在上海，一位學者早在2005年的研究就顯示公辦初中發展的惡性循環問題已經非常突出，即：“公辦初中一方面要應付民辦初中帶來的生源挑戰，一方面要應對殘酷的中考競爭，始終在夾縫中求生存，……民辦初中加強了、發展了，而公辦初中更困難了。”
根據上海市2015年中考成績（平均分），排名前十所學校全部是民辦（中考平均分570到590），沒一所是公辦，而公辦學校中中考成績最好的，平均分都在560分以下。
再從中考分流情況來看，民辦畢業生進入市、區重點高中比例很高，而公辦畢業生進入職校、技校的比例很高。[2]同時，民辦初中學費一路上漲，每學年學費已超過萬元，在免費義務教育政策推行下，民辦學校和公辦學校的就讀費用日益拉大，即便這樣，仍然阻擋不了家長選擇民辦初中的熱情，一些初中報名與錄取比例甚至達到10比1。
在浙江杭州，同樣也是民辦校雄霸中考江湖。2015年中考成績數據顯示，在全市的500分以上考生中，來自民辦學校的學生超過90%。中考高分比例民辦公辦學校嚴重失衡，差距呈逐年擴大之勢。
在江蘇，南京市六城區中考成績排名靠前的基本是民辦學校，很多薄弱的公辦初中連中考全市平均分都達不到，辦學質量不高，導致學校對家長和學生更沒有吸引力，生源困難，形成惡性循環。“一位公辦學校校長說，‘學生不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弟，就是家裡沒錢沒權的。’”
廣東佛山2016年中考成績放榜，延續了民辦初中獨佔鰲頭和公辦初中集體沉默的局面。高分段考生，民辦初中幾近“壟斷”的局面仍然明顯。
在雲南昆明市，目前最受家長追捧的初中，絕大多數也都是民辦初中。“比如雲大附中、雲師大實驗中學、滇池中學、白塔中學、長城中學等，哪怕競爭激烈、學費昂貴，人們仍然擠破頭。”優質民辦初中的錄取率都很低。這使得公辦初中逐漸淪為“雞肋”，陷入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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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問題並不是要“管、卡、壓”民辦學校的發展，而是應該首先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
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克勞奇（Luis Crouch）提供了一個從教育財政的視角所做的分析，我們認為值得重視。
他認為，在收入差距急劇拉大的社會中，免學費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問題存在著聯動關係。這主要是因為，收入差距急劇拉大會帶來人口的教育需求的迅速分化，而免學費政策帶來的公共教育供給則傾向於標準化、規範化，這將使得中高收入人群的教育需求無法在公立學校中得到充分滿足，特別是如果實施徹底的免學費政策，杜絕公立學校任何收費，從而導致這一部分人群以額外付費獲取公立學校提供個性化服務的渠道被切斷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社會中本來存在一個私立教育部門，則高收入群體可能大量湧入私立學校，從而導致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服務人群的日漸分化。
這樣的後果就是系統性的不公平：只有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才能進入最高質量的收費昂貴的小學和初中、從而進入最高質量的高中和大學，貧寒子弟與富裕家庭子弟的教育機會差距越來越大，整個社會距離教育公平目標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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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述問題，我國政府提高教育公平的理念和措施，應該在“精準施策、補齊短板、抬高底部”這些既有共識之外，增加“管控差距”。具體來說，有三點建議：
第一，通過財政手段管控公立學校和精英型的民辦學校的辦學投入差距和辦學質量差距。
在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之下，兼顧教育公平和效率具有挑戰性，當前面臨的實際上有可能是“兩害取其輕”的選擇：
一害是在公共教育體系內允許適當程度的容讓，滿足中高收入人群對優質教育的需求，這樣將導致公共教育體系內的機會分配、資源分配的制度設計複雜化，搞不好又會出現前些年存在的“亂收費”等問題。
另一害是允許優勢人群在公共教育體系外滿足其需求，而這可能導致整個公共教育體系受損，形成“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格局。
相比較而言，任何社會都應該盡力堅持各個階層的孩子在同一片藍天下體驗共同的教育經歷這個原則，必須最大程度避免“教育隔離”，這是保持一個社會的團結與融合的基礎。
從這個角度講，促使公立學校與民辦學校協調發展、堅持公立學校對於多種教育需求的容讓度應該是較好的政策選擇。
對於公立學校，應該進行更加科學和精細化的教育成本測算，釐清其中基本性的教育服務和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教育服務，制定更加合理的公共財政保障標準。
在這類學校中，貫徹教育公平原則的核心是其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教育服務應該由學生和家庭個人負擔。換句話說，應該允許公立學校響應學生和家長的個性化需求，政府應併為此制訂精細化、透明化的“個性化服務”學校收費政策。
其次，必須明確這樣的原則，就是所有的民辦學校都具有維繫全社會的教育公平的責任。
對於非營利性民辦學校來說，其所獲得的土地等公共資源支持意味著，這些學校應該擔負更大的教育公平責任。
政府應該建立以服務弱勢群體學生比例等指標為基礎的民辦學校教育公平問責制度，並將之與民辦學校的審批、公共財政支持和獎勵相掛鉤。
第二，政府必須重視改革現行的學校評價制度。
根據談松華老師、黃曉婷老師的觀點，目前的做法實際上是以單一的考試成績和升學率作為主要標準，而這種評價標準和方法把擁有不同生源和條件的學校，以同一標準衡量學校工作的績效，使佔有優質生源的學校始終處於優勢地位，而那些生源和辦學條件差的學校則不能根據學校實際提高辦學績效。
在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分化初見端倪的城市和地區，這樣的評價制度就導致了公辦學校處於更加劣勢的地位而永世不得翻身。
“當前必須把發展和推廣增值性評價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增值性評價的概念即評價學生在一段時間教育過程後的‘成長’，以變化取代原來對學生在某一個特定時刻的狀態的關注。這種評價方式將學生原有的學術成績及家庭背景等多個因素考慮在內，提出一個合理增長的模型。它不光關注於學習過程的最後產出，更著重學習過程所帶來的增長，凸顯了‘以人為本’、尊重每一個學生的教育思想。它不光關注一個學校的學生的平均‘成長’，更加關注學校對於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或者學習困難的孩子的‘成長’所做的努力和成效。運用這種方法評價學校、教師績效，有利於促進學校和區域間的公平比較，有效激發生源質量差的學校和區域促進學生學業進步的動力。”
另據談、黃一文的介紹，目前這種評價方法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得到了關注和研究。特別是美國在2005年《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作出重大調整後，政府要求各州建立基於學生水平增長的績效模型，增值性評價成為評價實踐和研究的熱點。
一些州通過建立縱向鏈接的測量工具，將學生每一年的學業水平增長與該州的標準要求、學生歷史水平和學校歷史水平、其他學校增長情況等，進行多角度的跟蹤評價。
第三，以現有的義務教育轉移支付制度、國家學生資助體系為基礎，以中央財政為引領，啟動關注“後20%學生”的項目。
這“後20%學生”主要指學業上落後的學困生，由於學業成績和學生家庭背景的相關性，非常高比例的學困生往往也是貧困生。
換句話說，未來一段時期的教育扶貧工作，應該從解決弱勢群體的孩子“有學上”、“上得起學”這些目標進一步上升到讓弱勢群體的孩子“上得好學”的目標。
這樣的政策和努力，在中央政府引領下，應逐步涓滴到基層政府、基層學校，讓每個學校、每個縣區都關心自己學校和自己縣區內的“後20%學生”，並拿出教育教學改革的具體行動，如此可能部分削減“教育的拉丁美洲化”來勢洶洶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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