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儿时挑灯燃爆竹，新桃换旧符的回忆场景；是辞旧迎新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祥和画面；是黄发垂髫怡然乐，妇孺老少相聚欢的天伦之乐。同样是春节，同样的守岁，鲁迅先生却写出一个不一样的“过年”。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散文开篇首句，鲁迅先生点明，今年与去年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热闹”。此处简单的伏笔，却能够吸引读者，读者不禁会在心里想【“今年到底比去年热闹在哪”呢】。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此段，鲁迅先生没有跟读者交代“热闹”的不同，而是先说明“历”的不同称呼和意义。先给出“废历”和“古历”的不同，前者是有些轻薄传统；后者则是爱惜传统。这是古今或是不同群体对待“历”的不同看法。笔锋一转说，这些新旧历只是表面的不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还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那些过年的礼节和“套路”（亦或是此时间段该做的“事”）从来没有变过，鲁迅先生想借此讽刺那些披着“新民外衣行旧俗之事”的道德圣人。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
此处鲁迅先生觉得有些新锐作家想通过文章来引导社会潮流，实际上意义不大。当然这也是鲁迅先生内心的一种写照，因为他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鲁迅先生是不反对传统的，他本身成长于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绍兴古镇。虽然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但骨子里是难以与传统相隔离。所以，鲁迅觉得摒弃传统节日有些“用力过猛”，也就是说传统节日不等同于“封建”。这些在他的《社戏》等相关作品里都能够体现，里面洋溢着对过去传统和记忆中故乡深切的怀念。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此时的鲁迅无论从文笔、文风和思想上都已经接近成熟老练。鲁迅认为那些教人摒弃传统，无休止过着劳作而单一生活的人，实际上是难以体会到“传统”对于普通大众的意义。为什么“放了三夜”的花爆会令外国人唏嘘呢？再鲁迅看来，一个民族只有懂得珍惜自己本土的传统，才能保存住这个民族的根基，才会令外国人都为之胆战心惊。
这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过年》，同样是“过年”，鲁迅却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过年”。细心的读者看完这篇短小精悍的散文，是不是发现文章结尾时，鲁迅先生都没有交代今年与去年的“热闹”有哪些不同。
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是鲁迅先生对过年及其习俗有了某种认同和肯定。《过年》创作于1934年，鲁迅和妻子许广平、儿子周海婴一起度过的春节，此时的鲁迅52岁，已经步入“知天命”的年龄，距离鲁迅去世（1936年）仅有2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鲁迅的内心或许隐约地感觉到自己有些苍老，认为特殊的节日里一家人能够欢聚一起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也是鲁迅对过去极力否定“旧俗”的自我矫正吧。
大概是说“民族的才是最好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人最初的“原生态”环境，才是最适合他成长的家园，这些不是后天可以重塑的。唯有恪守住文化的基因，才能锻造出最强硬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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