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耶穌瓜奈裡和其父共同制琴，年輕人秉承著家族手藝的傳統和規範。但隨著父親的衰老，那些屬於年輕人的藝術特徵就體現得較為明顯。甚至可以認為，那是一種無法抑制的藝術衝動。在耶穌瓜奈裡事業的中期（1731—1740），他受到斯特拉迪瓦里和瓜奈裡家族的雙重影響。他的父親（安德烈之子）是阿瑪蒂家族藝術忠實的捍衛者，高高隆起而緊湊的琴板，線條典雅流暢而且兩翼細窄的音孔......顯然，這些都不符合斯特拉迪瓦里的創新理念。根據薩拉博艾伯爵的記述，耶穌瓜奈裡中期的小提琴借鑑了很多斯特拉迪瓦里作品的元素：比較低和平緩的琴板，線條有力而且兩翼比較寬的音孔。這個時期，他使用的是瓜奈裡家族三代相傳的制琴模具。他的作品在輪廓上基本保留著阿瑪蒂風格的傳統。雖然在
耶穌瓜奈裡藝術生涯的後期這個琴型被過於自由的詮釋，但是基於這個發現，我們可以推測出後期耶穌瓜奈裡琴型的緣起，似乎就是來自於一個單一的琴型。這種“自由的變化”也恰恰說明傳統克萊蒙那制琴方法中“內模”技術所具備的靈活性，以及耶穌瓜奈裡本人將這一優勢發揮到極致的證明。有一把耶穌瓜奈裡1735年製作的名為“Plowden”的小提琴是上述內容比較好的例證。 瓜奈裡·德·耶穌小提琴1735年“Plowden”
1731年之前，耶穌瓜奈裡的作品有著一個值得玩味的部分，就是旋首的樣式。他創造了一種不同與瓜奈裡家族風格：線條優雅，旋首的前臉和第一圈比較狹窄，以及非常細膩的稜邊。其他的家族成員，如耶穌瓜奈裡的爺爺安德烈，其父朱塞佩，其兄彼得羅，他們的旋首樣式總是比較相似的。而耶穌瓜奈裡則以一種自由的，甚至是任性的詮釋，使他的風格變得獨樹一幟，具有極高的辨識度。一把製作於1731年，名為“Baltic”的耶穌瓜奈裡小提琴，是上述內容較好的證明。這把琴同時是目前存世的，擁有最早且確鑿的“IHS”標記的耶穌瓜奈裡小提琴。
瓜奈裡·德·耶穌小提琴1731年“Baltic”旋首
有一種變化體現在耶穌瓜奈裡1733年之後的旋首上。當時，他的父親朱塞佩日漸衰老，對於那些需要體力的工作似乎已經無法勝任。於是，他開始為兒子製作了一些提琴頭，而耶穌瓜奈裡本人似乎也十分樂意接受老父親的幫助，將這些琴頭裝在了自己的提琴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1737年。這些提琴頭的風格讓人們聯想到了傳統的瓜奈裡，線條看上去有些沉重，旋首的第二圈比較寬，而且眼睛就像是一個有著“小尾巴的逗號”。這些琴頭曾經給19世紀的提琴專家們造成了不小的混亂，他們一度認為這些所謂耶穌瓜奈裡中期的作品，其實都是由“安德烈之子”—年老的朱塞佩·瓜奈裡製造的。
瓜奈裡·德·耶穌小提琴1735年“Plowden”
耶穌瓜奈裡中期的作品體現著諸多極具吸引力的特點。這些提琴受到斯特拉迪瓦里風格影響很深，雖然琴板的厚度比較高，但卻具有極佳的音色。音孔比斯式琴切得更開闊。耶穌瓜奈裡也忠實於阿瑪蒂工藝的原則，以及阿瑪蒂提琴所具有的一些明顯特徵、內部結構，以及幾乎相同的制琴工藝流程。
除了斯特拉迪瓦里，耶穌瓜奈裡是另一位曾以獨特的方式創造出完全不同的形制和風格的制琴家。和斯特拉迪瓦里一樣，耶穌瓜奈裡是極富創造力的天才，制琴理念雖然不同，但他們無疑是古老克萊蒙那制琴學派發展至巔峰的傑出代表。1735年的“Plowden”
耶穌瓜奈裡小提琴，琴身長度為351毫米，琴邊的突出部分與側板的距離變得更近；使用了相當漂亮的木料，但這只是相對於耶穌瓜奈裡本人而言。實際上，大多數耶穌瓜奈裡的木料並不像斯特拉迪瓦里那樣華麗。耶穌瓜奈裡經常使用的是一些平庸的，容易獲得的意大利本地木料。這似乎可以應證一些學者們長久以來的觀點：耶穌瓜奈裡的處境比較清苦，甚至對生活有些絕望。
瓜奈裡·德·耶穌小提琴1735年“Plowden”
1737年，偉大的斯特拉迪瓦里逝世了。這對於克萊蒙那來說是一個重大事件。他留給克雷莫納的影響不僅僅是作為最好的、最權威的、最長壽的制琴家。更重要的是，他曾經對於這座城市裡其他重要制琴師在作品水準方面的規範作用。在他去世後，所有的標尺與規矩在極短的時間裡開始鬆動，並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此時的耶穌瓜奈裡似乎已經完全從斯特拉迪瓦里大師的“硬性規則”中釋放了出來。通過觀察“Plowden”1735年和1740年的“Heifetz”之間的區別，可以明顯看出這一變化的過程。
瓜奈裡·德·耶穌小提琴1740年“Heifetz”
從1741年以後，耶穌瓜奈裡決定將自己的每一把琴都做得完全不同。直到1742年他完成“大炮”（CANNONE）的時候，那種實現自我以及展現個性的訴求已經成為了他不可動搖的藝術原則。
斯特拉迪瓦里和耶穌瓜奈裡就像是陰陽的兩極，在他們之後克萊蒙那的制琴家們再也沒有展現出可與之匹敵的藝術才能。從安德烈·阿瑪蒂到尼可洛·阿瑪蒂，再到斯特拉迪瓦里。克萊蒙那提琴製造藝術的發展與變遷經歷了近200年的時間跨度。而耶穌瓜奈裡對於提琴製造的“變革”，其存在的時間則顯得過於短暫。也許，那是一種在行業內無法突破的壓制。也許，那短暫的“變革”只有在斯特拉迪瓦里退出歷史舞臺之時方可實現。
本文撰寫 楊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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