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古典文献和理念的复兴早在1517年以前就在北意大利、佛兰德斯和莱茵兰的城市文化中萌发了。在那个时候出名的一些学者都以为自己的任务是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通过认证和不同的校对来回复古典时代的历史遗存文献的纯洁与真实。与文献作者的思想进行对话。人文主义教师十分重视"劝服"（persuasion），也就是组织和运用论点，让他人同意自己的观点。转型为一种宫廷文化，满足宫廷贵族的需求与渴望。就像20世纪伟大的科学发现一样，文艺复兴既可以化腐为奇，也可以摧枯拉朽。它既可以强化教权与政权，也可以削弱它们。它可以挑战上帝凭旨意护佑世界这种基本的观念，也可以为其提供支撑。
欧洲宫廷文化
马丁路德对权利的观点
路德对权力的重新探讨令新教欧洲对何为基督教真理有了新的看法。"人类参与上帝救赎造物的过程"这种思想被淡化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罪就是人生的现实，罪应当被管控和抑制。抑制由国家权力负责，国家权力是围绕着一种神学政治想象而构建起来的，即国家权力以上帝的权力为原型——两者同样全能，同样无法抗拒。
马丁路德
罗马帝国的天主教会
虽然这一努力终于在特伦托会议上形成了一套对新教的系统性反驳，它能够让王室的权利以及当时的战争形势都和教会有了一定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天主教的遗产也开始借由新一轮宗教精神的复兴重新把罗马教会与各地本土的根基联系了起来，而造成这种联系正是新教的宣传所要斩断的。和新出的教义一样，原来的教会的团结也都是纸上谈兵的形式。天主教在组织上仍然是官僚制的神权政体，不过这一情况由于修道会的再度流行而有了改观。而当时的天主教教徒也开始在分裂问题上对新的教徒进行批判和教育。在权威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
天主教
教会既要帮助人类与圣灵相通并获得救赎，又要设法革除那些被教会统治者视为"迷信"毒瘤的古代留下来的祭礼仪式，铲除那些刚刚加入基督教的蛮夷们残留的"异教"崇拜和信仰。后者成为天主教会宏大的传教事业的重心，在新兴海外殖民地的"属灵沃土"（spiritual acreage）上，这个世界开始慢慢改革自己原来的教义，以便于它能够在整个世界都进行传播和发展。
宗教改革的旗手和旧秩序的捍卫者在根本上都相信，他们所保卫的都不会被破坏，他们清楚地表示，自己的真理是不言自明的，隐含之意是只有己方彻底打败对方，这场保卫战才算大功告成。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还是和之前一样，有他自己的规律。1565年，一位常听牧师大谈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的威胁的虔诚米兰公民祈祷上帝保护他的家人。我们必须去到那个美丽的世界，几乎是所有的在外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到达基督教世界"或"离开基督教世界"。但是，几乎没有旅行者再去耶路撒冷。新教改革家降低了亲赴圣地朝圣的意义。在英格兰牧师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看来，耶路撒冷已经搬到了西方。
天主教
作为一本游记集锦，这本书的用意在于展现上帝造物的地理多样性。即使对天主教徒而言，朝圣也可以在舒适的卧室里完成，只需要从诸多已出版的游记里选一本来读，便可以同时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虔诚心。 然而，在合适的场合下，就连最热忱的新教徒也可能诉诸这种情感——基督教世界的各个民族本质上是一体的。英格兰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相信基督教世界即"同一个身体"（common corps），弗兰西斯·培根虽然不会认同这位前辈到这个程度，但是他也会诉诸同样的认识。1617年，培根号召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裁决各国的纠纷，能够有效的避免
"基督徒的鲜血白白流淌"。伊拉斯谟的继承者们中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在这个词上倾注那么多的历史意义，并且想方设法接受教派多元共存这个现实。
基督教
十字军东征的式微
16世纪到17世纪初期。在当时的世界，它们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爱琴海周边兴起的
中东强国了。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奥斯曼土耳其的军力与海权再度崛起。到1520年，奥斯曼帝国已经吞并了希腊、爱琴海诸岛、波斯尼亚靠近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1517年征服埃及和叙利亚，1522年攻占罗得岛，而正是两场战争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在非洲海岸建立支配地位、主宰地中海中部各海峡的霸业。直到17世纪中期，欧洲船只在地中海南岸海域仍不安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是否唤醒了十字军东征的神话？16世纪下半叶的地中海是否见证了一场海洋版"文明的冲突"？而在16世纪上半叶，比起新教的"异端"，教皇似乎更在意土耳其异教徒（Infidel）。教皇国外交事业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对抗异教徒的"神圣同盟"（Holy League）。
君士坦丁堡
"十字军东征"化为"圣战"，后者的目标更为模糊，更接近于"保卫"基督徒的世界免遭侵略者的进攻，这侵略者是所有人"共同"的敌人。对当时的世界格局即将改变感到了深深的恐惧。1529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城刚告一段落，查理五世派驻维也纳的大使罗伯托·尼尼奥（Roberto Niño）——同时也是哈布斯堡王朝追踪奥斯曼世界动向的眼线——就报告了苏莱曼大帝的海军为侵略意大利、进军罗马所做的准备。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染指了其中三个，他们登陆第四个大洲（刚刚发现的美洲）已经指日可待了。
苏莱曼的宏图是通过打造一个盛大的世界帝国，在四大洲点亮伊斯兰之灯。而叛徒（renegades）的存在——这些是当时出版物的热门话题——是当时人们更深层次的焦虑。"叛徒"之所以变节，并不全是为外力所迫。比如，在公元前16世纪初，爱琴海诸岛中的纳克索斯岛（Naxos）和斯卡潘托岛 的人们难道不是把奥斯曼土耳其当成拯救他们脱离基督徒的压迫的"解放者"给予热烈欢迎了吗？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平原地位的巩固，靠的难道不是当地农民的默许吗？那些农民早已不堪基督教统治下的领地负担，他们期待奥斯曼帝国施行正义，在当地建立新的秩序。然而在1529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之后，伊拉斯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对于其他人而言，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时候，这个民族不同于本教人的异端之相还是慢慢的表露了出来。土耳其人不再仅仅代表宗教上的异族"他者"（other），而是代表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之前所存在的一个新的理念，当时的欧洲人对自己的了解也愈加深入。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开始不情愿地承认两者可以共存，后一种观念的出现让顽固的反土耳其思想土崩瓦解。伴随着十字军的东征的结束，这个世界崩塌了，欧洲诞生了，它作为一面镜子，不仅仅是美洲的地理和文化参照物，也是黎凡特 的参照物。
十字军东征
帝王的扩张，基督教崩塌的开始
1520年10月，勃艮第公爵、新任卡斯蒂利亚国王及阿拉贡国王、哈布斯堡的查理，在亚琛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穿过大教堂高耸的青铜门，在设计华丽的仪式中登基。他被授予先皇的宝剑与指环、查理曼的名字、奥托大帝的皇冠，以及皇帝的权杖、宝球和繁星披风，还有各类宗教圣物，包括曾刺穿基督肋旁的圣枪。这些物品都是普世帝国在圣礼传统中的象征物。八边形的皇冠与亚琛大教堂，都让人想到神圣的耶路撒冷。
亚琛大教堂
宝球代表地球，布满繁星的披风喻指他作为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统治整个宇宙。但是严格说来，他现在只是"皇帝当选人"（emperor-elect），而罗马人民的国王、永恒的奥古斯都（ Romanorum rex semper Augustus）那个仪式直到十年之后才举行，1530年2月，查理五世的三十岁生日那天，教皇才在博洛尼亚为他加冕。那些主张在他之后也永远失去了意义。他也是最后一位由教皇授职、在亚琛加冕的皇帝。他于1566年退位之后，它已蜕化为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土地上使用的一件工具。 查理五世可以说是中了王朝头彩。
在25岁的时候，他已经继承了72项王朝头衔、27个王国、13个公国、22块伯爵领地，以及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乃至新世界的各类封地。这意味着接近2 800万人对他有某种程度上的效忠义务，或者说接近40%的西欧是他的领地。他的首相麦库里诺·加蒂纳拉（Mercurino Gattinara）提醒他："上帝对您非常慈爱。他将您提高到基督教世界所有王公之上，自您的祖先查理曼以来，从未有一个君主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势。他让您向着建立一个普世王国的方向进发，令您有望成为统一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牧人。"加蒂纳拉要着手打造皇帝作为世俗领袖的可靠形象。
基督教
查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建立一个统一自治的政治国家，而且很少想起查理曼的遗产。出于对地方认同的守护者权利与特权的尊重，他所理解的普世统治几乎总是指作为信仰的守护者。这个世界的形象与他当时想要的想法都系统地（ imperium ）融合起来，他们的宣传手段让人想到这是在通过人文主义的劝服力施加政治影响，特别是当他们采用了机械时代复制与传播的新工具（印刷术、版画、钱币、奖牌、壁毯）的时候。
在中世纪时期的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哪个政治领袖像查理五世这样，被如此精心地雕琢，通过如此多样化的媒介，被推广给如此庞大而迥异的目标群体。亚琛的加冕仪式就是宣传攻势的先导，皇帝的木版画、奖牌和雕版画流通于各地，以不同的语言精细复刻了仪式的场景，那时他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和长头发都是德意志的样式。十年之后，由雕版画和木版画上的形象变成了一位短发短须的罗马皇帝、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欧洲和平的缔造者。
史书记载，查理五世出巡时会抛撒特制的钱币，钱币上刻有半神赫拉克勒斯的双柱，柱上还有查理五世的个人铭言 Plus Ultra （"走得更远"） ，查理五世边抛边喊"有赏！有赏！" 当时的街上的群众齐声高呼"帝国！帝国！" 即使是认同查理五世理想的人也认识到，他的愿望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
1527年，帝国军队焚掠罗马。新教改革撕碎了在德意志建立一个团结的基督教共和国（ res publica）的所有愿景，更别提团结整个欧洲了。它的所有的努力包括在当时的战争的胜利还是对外的邦交政策 都是根据他的王朝的需求来定的。它们构成了一种间接性帝国主义，所谓普世王权只是一个走运的君王之家想要称霸的后门罢了。
查理五世
结语：
在此后的日子里，德意志的诸侯 ，不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把查理五世对神圣统治权的主张视为对德意志民族自由的威胁。他对普世王权的声张在意大利表现得无比活跃，遭到的挑战也无比严峻。查理五世的法国对手弗朗索瓦一世竭力抓住一切机会破坏帝国的自我主张。法国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一套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构想，他们鼓吹一个天命式甚至是弥赛亚式的王国，这个王国的使命就是保卫欧洲政治秩序的自由与特权，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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