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標舉頤養性命“行樂第一”的主張。他在《閒情偶寄.頤養部》中寫道 :“茲論養生之法, 而以行樂先之。”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尋找樂趣，創造樂境，從而享受生活之樂趣，這才是頤養性命最好的方法。
而人有貧富貴賤，時有春夏秋冬，李漁分別介紹了不同情況下的行樂之法。在“道途行樂之法”篇中，他指導人們如何在旅途中行樂，即尋找旅遊的樂趣。而旅遊的樂趣，也就是旅遊的意義。
“旅境皆逆境也。”他認為“逆旅”兩個字，完全可以概括遠行，指旅途如逆境，充滿了艱辛困苦。但人們為什麼還樂於旅遊，不憚舟車勞頓而樂於享受“在路上”的旅途？因為“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樂，此等況味，正須一一嘗之”。就是說，如果不曾經受離家在外行路奔波的苦，就不知道在家安逸生活的快樂，這種境況和情味，實在應該一一嘗過才會有真切的體會。這是外出旅遊的意義之一，但旅遊的意義不僅於此。李漁寫到自己到邊塞旅遊的經歷。他從塞北遊歷回來，鄉人問他：“邊疆之行快樂嗎？”他回答說：“快樂！”有人也去過塞北，聞之卻心驚膽寒，說“地則不毛，人皆異類，睹沙場而氣索，聞鉦鼓而魂搖，何樂之有？”意思是說塞北是一片不毛之地，寸草不生，在那裡生活的人和我們簡直就像是不同的人種，那無邊的荒涼死寂的沙漠望之令人喪氣，聽到那震耳欲聾的戰鼓聲就覺得心驚肉跳，到這樣的地方能有什麼樂趣呢？李漁告訴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家的人，錯誤地以為天地四方的人都是和自己一樣的，他們的飲食衣飾都跟我們相同，等到遊歷四方，才知道這實在是大錯特錯了。如果一個人只是遊歷繁華的大城市，從來沒有到過邊疆塞外，又會以為人們只是距離的遠近不同，而生活的狀態應該是同一個道理，不過是稍微變換了些形式，大同小異罷了。到達邊陲才知道，充滿苦難的地獄就在人間，吃人的惡鬼羅剎原來也不是什麼人間見不到的奇特之物。從此以後“方知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即到過極為荒寒貧窮的邊疆才知道，在有的地方，人跟禽獸的差別並不大。人由於環境和閱歷的限制，看待事物不可能沒有主觀和偏見，但是，在遊歷的過程中，眼界漸開，自己的偏見跟主觀才能得以修正，這是旅遊的價值之一。
實際上，生活在內地的人們同邊塞的人相比，差距之大堪稱天壤之別。如果”不入其地，不睹其情，烏知生於東南，遊于都會，衣輕席曖，飯稻羹魚之足樂哉！”如果不親自到他們生活的土地上，不親眼看見他們生活的情形，又怎麼能知道出生在富庶的東南，生活在繁華的都市，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床上鋪著溫暖的被褥，可以隨手拿米來做飯，隨手拿魚來做湯，這種生活是多麼的輕鬆而富有樂趣呢？這就是說，只有體驗過出門在外的辛苦，或者看到貧窮荒寒地方的人生活的不易，才能體會“居家之樂”。旅遊的人，歷經千辛萬苦，看盡千山萬水，回到家來，感到家的安樂，這也是旅遊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這種人是把居家的快樂當作快樂，在路上總是覺得辛苦。還有一種人“視家為苦”，為紓解居家生活的庸常煩悶，也可“借道途行樂之法”，外出旅遊以行樂，既可以享受眼前的美景，又不受風霜侵襲車馬勞頓之苦。如果一個人生活在一個環境太久，對一個環境太熟悉了，對周遭的一切事物感覺習以為常，即俗話所說的“熟地無風景”，人會因此而變得“僵化”與“麻木不仁”。當一個人失去了他感覺的敏銳度，也失去了藝術創造的激情，所以，人需要走出熟悉的環境，使自己的生活比重產生變化，自然也會使自己的生活質量得以改善，這是避免僵化麻木，啟發思想的最為便捷而有效的方法。
歷史上愛好旅遊的著名人物有很多，比如，“向平欲俟婚嫁既畢，遨遊五嶽”。向平是東漢時的一位隱士，據《後漢書》記載，向平在撫養幾個兒女長大成人，並幫助他們結婚成家後，就同家人告別，與朋友一起遨遊五嶽名山，最後客死他鄉，不知所終。“李固與弟書，謂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似有遺憾”。李固是東漢時人，他曾寫信給弟弟李圄說：我遍遊天下，卻單單沒有到過益州，似乎留下了一個遺憾。“太史公因遊名山大川，得以史筆妙千古。”司馬遷為寫《史記》，博覽群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但著書寫史，不僅要整理殘編斷簡，更要走出家門，親自到名山大川和歷史勝地去對眾多歷史問題進行考察、考證。因此，司馬遷二十開始壯遊，蘇軾雲：“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他不僅飽覽了名山大川，也考察了許多歷史遺蹟，如屈原遺蹟，孔子故居，韓信故鄉，漢高祖發跡之地等，以搜求遺文古事。旅遊使他開闊了視野，擴展了胸懷，並獲得了廣博的社會知識，顧炎武說：“秦漢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 ，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因此，可以說，太史公因為遊歷過名山大川，才使其史筆得以妙絕千古。司馬遷的遊歷對《史記》的寫作具有重要影響，宋代馬存在《贈蓋邦式序》也有論述，說司馬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
從向平、李固和司馬遷這幾位名人的事蹟看來，遊歷是男子生來便想做的事，不能做就會覺得遺憾。“有道之士”，還希望帶上錢財乾糧，能專心實現這個志向。所以，對於很多人而言，遊歷世界的熱情與願望是與生俱來的。
李漁身兼編劇、導演、劇場領班為一身，他帶領自家的家庭戲班，攜帶姬妾家眷專程到各地遊歷演出，跋山涉水，足跡遍佈全國。這種特殊的餬口謀生方式為他增長見聞提供了便利，他“過一地，即覽一地之人情；經一方，則睹一方之勝概”，路過一個地方，就考察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經過一個地方，就親眼觀賞一個地方的名勝。瞭解地方文化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了解當地的飲食文化，所以，每當李漁遊歷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總要品嚐當地的美食，“食所未食，嘗所欲嘗”，吃到沒吃過的東西，嚐到想品嚐的食物，還將多餘的美食帶回家給妻兒品嚐，就像得到了王侯所贈的佳餚一樣，這可稱作是“人生最樂之事也”。
阮籍是三國時期魏國詩人，政治上不得志，“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在李漁看來，旅遊對一個人的事業發展是那麼重要，又能帶來那麼多的快樂與滿足，為什麼還要像阮籍那樣在道路上痛哭，“而為乘槎馭駿者所竊笑哉”？這隻會招來那些乘槎的遊仙之人、馭駿的富貴之人的恥笑。
李漁一生酷愛旅遊，在他56歲時，攜帶家眷及家庭戲班，遠遊到甘肅，開啟為時長達一年之久的西北文化之旅。在西北重鎮涼州，即今天的武威，寫下了一首著名的七絕《涼州》：“似此才稱汗漫遊，今人忽到古涼州。笛中幾句關山曲，四季吹來總是秋。”寫盡了古涼州的荒寒與寂寞。
當時生活在西北的藏族稱為番族，俗稱“黑番”，李漁有《甘泉道中即事》描寫了當地番族的風俗：“番女辮髮垂地，富者飾以珠寶，貧而無力者以海螺、珠殼代之；居處無屋，隨地設帳房，牛皮、馬革是其料也。”
他面對西北壯麗的大漠夕陽、雪山草地，迥異於江南的風俗人情，寫下了許多優美感人的詩句：“一渡黃河滿面沙，只聞人語是中華。四時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飛六出花。海錯滿頭番女飾，獸皮作帳野人家。胡笳聽慣無悽惋，瞥見笙歌淚滿賒。”
李漁的西北之旅，是當時的文化交流的盛事，與異地異族的文化建立了近距離的、深刻的、沒有偏見的對話關係，在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當我們看到壯美的自然風光，或者是著名的人文景觀，或者是傑出的建築、雕塑、繪畫等藝術作品時，不由得就將目光從庸常的生活瑣事迴歸到自然和藝術，從而獲得一種精神上的超越感和自由感。因此，“旅遊”是審美，也是養生。
旅遊，讓自己擁有有了全新的生活體驗和視野，瞭解不同的文化，才能使自己的偏見和主觀得以糾正。所以，旅遊讓人反省，用異文化去對比、檢查自身文化很多習焉不察而應該反省的東西。旅遊不只是看外在的風景，不只是向外的觀察，而是向內的反省，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所以，旅遊的目的不在物質，重在精神的啟發，道德的修養。飲食頤養性命，即延長時間上的生命。而遊歷名山大川，參訪名勝古蹟，籍以增加知識、開拓見聞，這是在空間上擴大生活領域，以拓展並充實生命的價值。
從司馬遷的二十而“壯遊”，到柳永的“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可見中國文化裡面本來就有遊歷的傳統，並以這種方式展示了古人敢於走出去、樂於走出去的蓬勃生命力。
李漁感慨“造物生人一場，為時不滿百歲”，旅遊讓人意識到，我們在世上的生活就是寄居，人人都是這大地上寄居的客旅。再美的風景，你也只能欣賞一段短暫的時間，所以，李白在《春夜桃李園序》中感嘆：“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這讓我們能更珍惜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這就是李漁所提倡的“樂生”的境界，況且還有“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所以，旅遊讓人更深刻，旅遊讓人更快樂。或許，你對於你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無話可說，旅遊可能會讓你對於只去過一次的地方說上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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