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学来源于并反作用于诗歌创作现实，针对诗坛现状和诗歌发展困境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理应成为现代诗学发展的
“题中之意”。面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高潮之后的诗坛萎靡状况，近年的诗学明显地就诗歌在新世纪的流变和发展趋势作出了符合艺术性和现实性原则的研讨，认为要实现诗歌的再次复兴，现代诗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肩负三大使命：“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和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新诗诞生的契机之一是承载了新鲜的五四“启蒙”精神，而后“救亡”和“政治”等时代精神成了诗歌精神的主要内容。
就诗歌而言，传统在口传的《诗经》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之中已经体现得较为明显，又通过历代诗人的不断演绎，一直流动在其后的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中。显然，市场经济以来的诗歌精神有违几千年中国诗歌精神传统，诗人和诗歌批评者应该站在艺术和历史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诗歌的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自觉地摒弃诗坛上那些刻意“新潮”或媚俗的诗歌创作路向，推动诗歌精神朝着明朗、健康和文化的方向发展。
在诗歌形式格律化和自由化的两极摆动中，中国新诗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文体建设问题。五四时期，胡适说新诗在用韵上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刘半农有“增多诗体”的建议，这些言论推动了新诗形式的自由，也为后来的新诗创格设下了障碍。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闻一多等新月派诗人和诗论家们开始了现代格律诗的探讨，他们采用外国音步（foot）作为构建格律的单位元素。
现代格律诗在诗歌观念上是对传统的一次回归，在创作方法上却采纳了西方诗歌的音韵形式，但汉语诗歌毕竟不是英语诗歌，现代格律诗由于没有传承古典诗歌格律而对外国诗歌格律过分依赖，同时，由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对形式和格律的追求大大超出了对诗情的捕捉和提炼，致使现代格律诗创作出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趋向，导致了该诗歌创作的衰败建国后，何其芳曾经提倡过新诗的格律化，但这些诗学观念由于时代原因仅仅是昙花一现。总体上说，“20世纪新诗的文体建设太薄弱，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诗体构建之路，诗体建设总是呈现‘建设难’‘定型难’规范难’的状态”。
所以，诗体重建的课题一直都是新诗研究的前沿性问题，它关涉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存亡。在诗体建设中尤其应该注意自由诗和格律诗的发展，因为它们是新诗的主要形式。“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并非没有任何形式约束的完全自由，诗歌创作界尤其是部分“诗人”应该打破“自由诗便是无形式、无格律的散文语句的分行排列”的错误文体观念，要注重诗之为诗的诗性要素。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试验，要在借鉴西方诗歌形式因素的同时承传传统诗歌形式因素，才可能建设起符合当下审美观念的格律新诗。
作为一种形式艺术，诗歌形式应该成为诗歌创作界和研究界共同关注的艺术要素，在目前诗歌形式“多元”化和“失范”的语境中，诗体重建显示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传媒时代的到来给新诗以及所有文学样式的传播和生存提出了新的挑战。网络诗歌的兴起不仅引发了新诗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因此，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显得十分迫切。针对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中国诗歌传播学正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丰富的和不断变化的传播方式为这门学科的形成构筑了坚实的学术背景，同时赋予了它独特的学科特质。
诗的音乐性始终是诗歌赖以存在的外在形式，诗与音乐的联袂成了时下诗歌传播方式的重要途径。因此，重新认识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诗歌传播方式重建的主要内容之一。“边缘化”是时下浓缩新诗处境的最佳字眼，但诗歌是否真正边缘化了呢？事实上，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成了新诗复兴的有力保证。要实现诗歌创作的再度繁盛，诗歌精神、诗歌文体和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就理应成为21世纪中国诗学肩负的历史使命。
新诗研究包含着繁复的内容，除了新诗研究语境的变化、新诗研究方法和视野的更新以及诗学使命之外，中国新诗与传统诗歌的承传、区域诗歌和少数民族诗歌研究、诗歌历史的书写以及诗歌文本的解读等等，都是构成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内容。总之，从近几年的新诗研究状况来看，中国现代诗学正以积极的姿态去应对变化着的生存环境，和谐的诗学生态环境正在逐步建立，新诗理论、新诗历史和新诗文本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也正在走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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