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昉，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碩士研究生導師，重慶市專業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重症醫學），重慶市中青年醫學高端人才，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援漢國家醫療隊、重慶市第八批援鄂醫療隊醫療組長。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因專業需要，重症醫學的醫生們第一時間開啟了“備戰”模式。作為一名從事重症醫學20年的醫生，徐昉從一開始就十分關注新冠肺炎重症化的表現，當“ARDS、膿毒症、MODS……”
這些在日常ICU工作常見的詞出現在新冠肺炎救治的報道中的頻率越來越高的時候，也就是說前線對重症醫學專業的需求度會越來越大，1月24日晚，徐昉在回覆劉瓊老師留言時寫到“已收到待命通知，感覺距離自己出發的時間越來越近了”。
重慶市第八批援湖北醫療隊、重醫附一院第四批援鄂醫療隊全體黨員合影
武漢作為全國病例數量最多、最集中的地區，重症患者比例特別高，這就需要大量的重症醫學科醫生，國家安排專業重症醫學團隊的大批量投入是“控制戰局”、實現危重症轉歸的重要一步。
他說，作為一名醫生，這是我的職業，趕赴武漢，在家國情懷之外，更多了一份專業從事重症醫學的責任。在“硬核”的160人醫療隊中，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派出了以科主任周發春教授為首的一整套完整配置的19人醫護隊伍，這在他所從業二十餘年裡的既往數次公衛事件和應急響應中從來沒有過。
徐昉和他的戰友們（左五為徐昉）
“磨難壓不垮，奮起正當時”，很快，全國10%的重症醫學科醫生進駐了武漢，直接走進了搶救生命的核心“紅區”。
從黑暗中尋找希望，把病人“牢牢抓在手裡”
徐昉和隊友們剛到武漢的那天，感覺整個城市像被按下了暫停鍵，空氣中都充滿壓力。從抵達江城不到24小時，重醫附一院一支以“黨員先鋒隊”為班底的10人醫療小組，在3小時內完成2個重症病區的整建制接收，收治了新冠肺炎病人70人。
一支由黨員為班底構成的“先鋒隊”首先進入武漢市第一醫院重症病房開展救治工作
當時大家心裡，不是不緊張、不害怕的。
他回憶，從專業的角度而言，救治重症患者就像在懸崖邊上行走，ICU大夫需要十分小心、觀察病患細微的變化，及時作出正確的選擇，才能更早的將患者從懸崖邊“拉上來”。而對於這樣一個從暴發至今不足4個月的新型傳染性疾病，當直接面對時所有人都感覺到“我們的認識遠遠不夠”。
要強化對新冠肺炎患者低氧的巡查，培訓醫療隊熟練使用氧療、無創通氣，迅速提升全體隊員對危重症的認識……亟需解決的事項千頭萬緒、絡繹不絕。醫療隊有條不紊的推進工作，迅速提出了“醫療組長包區、一線醫生包床、協調補位”的工作模式，在最短時間內實現了病區運行正規化。
然而，在完全陌生的定點醫院，ICU床位和當地醫療力量不足，手邊沒有高級血流動力學監測、沒有床旁超聲等設備，沒有趁手的高級呼吸支持設備……徐昉感到，這是自己職業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戰。
援鄂醫療隊副領隊周發春教授在指揮調整呼吸機，安排危重患者轉運
“感謝多年的培訓和老師們的指導，感謝ICU醫療團隊所有人把患者作為家人般的細緻觀察，一棒一棒的接力，讓我們離開高級的技術手段還能從病理生理去分析病情，通過在病房裡仔細的觀察，從各種記錄中尋找蛛絲馬跡逐一推算。”
回想起需要一個CVP作為參考指標時，徐昉所在團隊醫護三人運用“連通器的原理”加上一段護理記錄板後的標尺完成了這個工作，雖然獲得的結果有些粗糙，但病人又多了一絲保障。
他說，二十年的重症生涯中，無數次感覺自己能做的太少。“給我一個獨立床位、一臺監護儀、一臺呼吸機，我就能帶人把病人生命的留住”，這是重症科醫生最原始的想法。面對新冠肺炎重型轉危重型的狹窄“窗口期”，在武漢第一醫院的重症病區，徐昉下定決心，要把病人“牢牢抓在自己手裡”，及時觀察治療，讓關口前移，盡全力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附一院援鄂醫療隊隊員宋濤正在為病人測cvp
當醫療回到原點，能依靠的就是人。重醫附一院援鄂醫療隊為了挽救生命，創造了武漢市第一醫院10支援漢國家醫療隊的一個“第一”——率先建設病區ICU，初衷是為了盡最大力量挽救一名高齡危重患者。“我從來沒有如此深刻的理解
‘I care you’的意義”，他說。能看見病人在團隊的照料下逐漸好轉，對徐昉而言，用任何語言來形容這種滿足感都顯得蒼白。
所有人，都在這場戰役中成長
未知的疾病、特殊的環境、厚厚的隔離服下，每個人都有困惑，也有傷痛，壓力之下，往往來不及沉澱就要抬起頭往前走。
徐昉所在的團隊合影
在前線的戰場上，有可靠的隊友無疑是最大的幸運。徐昉的臨時ICU醫生團隊裡，大部分人有綜合ICU或專科ICU工作經驗，在心血管介入、鎮痛鎮靜和ECMO等方面也有豐富的經驗。
作為一名醫療組長，高強度的工作環境下，他常常覺得自己坐在“火山口”上：呼吸科隊友會拿出一系列NCP氣道管理最新文獻和建議、麻醉科隊友突然提出“鎮痛鎮靜肌松方案”、腎內科隊友會直接把CRRT建議放在面前，還不定期會迎來心內科隊友關於右心功能不全和肺動脈高壓的“狂風暴雨”……
每一位醫生立足自身專業方向對COVID-19存在認識差異和處置方向的不同探索，但在大家事無鉅細、毫無保留的分享中，思想在交流碰撞，站在重症醫學的專業視角，大家總結和提煉出許多可行的學術觀點和治療方案。
附一院援鄂醫療隊隊員徐昉和林時輝正在查房
醫療隊有了《重醫附一院援鄂醫療隊NCP氣道管理推薦意見》、《重醫附一院援鄂醫療隊病區ICU新冠肺炎鎮痛鎮靜方案》，可以有序開展機械通氣患者霧化治療、俯臥位通氣，也提出了通過右心漂浮導管去獲得更精確監測證據的建議。
他回憶道，以前，作為一名重症醫學科大夫幾乎不可能在長達1個多月的時間裡只接觸一種患者。而在武漢，我們卻擁有了這樣的機會。重醫附一院援鄂醫療團隊保持了高度的專業敏感性，每天研究全球COVID-19最新文獻，看著全球的思想碰撞。在短短2周內，相關研究從400篇增加到800篇，大家從流行病學、發病機制、臨床特點和病理解剖等的最新報道中去越來越理解這個疾病。
面對危重新冠肺炎，徐昉感覺自己研究了10餘年細胞因子風暴介導ARDS的發病機制與治療有了用武之地，因為這正是新冠肺炎重症化、危重化的最主要問題，涉及ARDS炎症宿主反應差異等問題，讓他有極大的勇氣去儘可能的嘗試和挑戰。
2月26日，2名確診重症患者治癒出院
在困境中的總結賦予了科學研究具更深的意義，醫生們逐漸認識到在危重型新冠肺炎損傷與修復間存在著拉鋸，這是理解、治療危重型後期肺順應性惡化、二氧化碳瀦留、頑固性高碳酸血癥等問題的切入點，徐昉認為這應當被重視，這一觀點在後期的進一步工作中也被逐漸證實。
絕不把負面的情緒帶給下一位患者
對傳染性疾病的醫學人文關懷無疑是困難的。隔著厚重的隔離服，醫務工作者們的一次握手、一次鼓掌、一次擁抱都是對新冠患者的巨大鼓舞。在ICU患者鎮痛鎮靜每日喚醒的時候，在帶著正壓頭罩完成序貫脫機中，醫療隊的醫生護士們常常握著患者的手，鼓勵他們度過難關。
徐昉一隻手握著患者的手，一隻手調整呼吸機
一名重症患者出院時對團隊的大家依依不捨，她對徐昉說：“我始終記得你第一次查房主動握著我的手，給了我很大的信心。”一個多月的奮戰，團隊的每一個人都深刻理解了曾經在閒聊時說的：“想想幾個月來這些病人所經歷的，
你就會知道重新樹立信心對他們有多重要。”隊友王璞教授有次很感觸告訴徐昉，她有天也不知怎麼就給了一位核酸轉陰患者一個大大的擁抱，病人很激動、很開心，看到聽到病人發自內心的歡笑，她感到發自內心的喜悅。
附一院援鄂醫療隊醫生王璞教授正在看片
醫生是戰士，也是普通人，前線的每一個人，都經受住了挑戰和考驗的。很多次，明明已經盡力，面對持續的二氧化氮瀦留、心臟功能的惡化，高齡患者的離去……許多事都讓團隊陷入沮喪。
在面對困難時，經驗豐富的醫生要引導年輕大夫們重新審視疾病的特點，打起精神投入到其他患者的搶救中。有年輕的大夫會問他“到底我們還有什麼沒有做到？我們還能為她做什麼？”徐昉在回答這類問題時，經常提醒隊友們：“絕不把負面的情緒帶給下一位患者”。
醫療組每天都會在線上、線下討論救治的每一個環節。在國家危重症巡查組3次的危重、死亡病例的巡查中，重醫的團隊都經受住了考驗。
“重症救治不放鬆，我最後撤” 徐昉一直記得這句擲地有聲的話，它來自於我國著名重症醫學專家北京協和醫院杜斌教授，他堅信，這正是源於重症醫學科大夫的責任意識。
在凱旋的飛機上
在這場持續46天的戰疫中，重醫附一院援漢國家醫療隊整體無輪休，進駐三個病區，完整運行兩個重症醫療組。在回家的路上，徐昉說：“很驕傲我們的醫療隊在武漢市第一醫院創造了“五個第一”，也很榮幸能夠在圓滿完成武漢市第一人民醫院救治工作後繼續前往武大人民醫院東院開展新一輪重症集中救治。親歷武漢最終決戰的時刻，用經驗和技術幫助挽救更多患者，讓更多病人回家。這樣的驕傲和榮譽感，我將終身難忘。”
來源：重醫附一院，重慶援鄂醫療隊 徐昉
排版：塗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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