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汪曾祺，何尝不是在阅读我们所处的时代

「汪曾祺 人间烟火」

记者 | 宋诗婷

“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汪曾祺在《自报家门》里写自己的出生。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

在中国，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样，以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400多万字，穷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乡的书写。

从民国时的高邮，到战乱时的西南联大，到失意的上海、被放逐的张家口，再到新时代的北京。他写故乡的水和寺庙，大街上的手艺人，写西南联大时期苦中作乐的生活。戏曲要谈，花鸟鱼虫要谈。写作是个严肃的话题，当然也要谈。

高邮整个城市向东发展，汪曾祺从小生活的东大街附近属老城区边缘，近些年街貌变化不大。图为东大街附近的街道。| 张雷 摄

汪曾祺一生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有的只是写意的故事，和零零碎碎纠缠于生活细枝末节的众多散文小品。在反思“文革”的八十年代，他写出了《受戒》《异秉》这样风俗画式的清淡作品，美学毋庸置疑，但叙事能力和思想性的评论标准曾限制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他对此早有自知之明：“写不出来大作品，写不出来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自我剖析时，汪曾祺一定不会想到，在去世多年之后，他的这份“小”反而成了某种时代情绪，紧紧地抓住了当下读者的目光。

西南联大期间，与同学朱德熙（右）、李荣（左）合影。

《汪曾祺年谱》的作者徐强提供了一组数据。在汪曾祺逝世后的前15年间，基于他作品的各类出版物粗略估算不过五六十种，但到了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小说卷主编之一李建新统计到200多种。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中，早期汪曾祺通常只被列入“京派”、“乡土文学”或其他文学体系下的一个案例做简单叙述，甚至不做单独介绍。但在晚近以来较有影响的史著中，他几乎都有一席之地，而且所占篇幅越来越大。

比如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新时期’部分用专节分析了40部左右作品，其中就包括《受戒》，陈思和把它视作’新时期’文坛呈现民族风土和精神生活的代表作。”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201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汪曾祺是小说部分少数几个被单独列出的“新时期”作家，洪子诚称其是“为数不多难以归类的作家之一”。

《受戒》中的庵赵庄，少年汪曾祺曾随家人到此躲避战乱。| 张雷 摄

学术界和出版界在“重新发现汪曾祺”，大众读者也真正开始关注汪曾祺，尽管这种关注常常是从“误读”开始的。

博客、微博刚兴起的那几年，汪家兄妹常觉得困惑，好些粘稠、温吞的“鸡汤”句子被冠上“汪曾祺语录”的名头，在网络上到处流传。“很多一看就不是父亲写的。”汪朗说。但恰恰是这种“误读”和不太加以限制的质量不一的出版物，反而让汪曾祺在更大的人群中有了认知度。

学者季红真却认为，与其说是出版物和“误读”帮助了汪曾祺的传播，不如说是他的作品和个性契合了“时代情绪”。

她以萧红的两部作品随时间而评价转向来比照，“在作品刚刚面世时，《生死场》的评价和受欢迎程度要高于《呼兰河传》，因为前者讲民族反抗，契合当时的历史情绪。后来受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批判性更强的《呼兰河传》评价更高，其中对于乡土、民俗的呈现更让当时的读者共情。到了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民族自信起来了，《生死场》又开始受欢迎，一部作品的命运与时代情绪息息相关。”

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摄于1948年）

“文革”之后，汪曾祺重新拿起笔，开始了他新时期的创作。1980年，好友林斤澜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秉》推荐给南京的文学杂志《雨花》。稿件一去两三个月，毫无回音。后来才知道，在编辑会上，稿件没有通过。因为有的编辑认为，“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小说实际发表，在《受戒》之后。

晚三个月写成的《受戒》时运稍好。在完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一份“地下读物”，只在汪曾祺供职的北京京剧团内部和少数朋友间传阅。“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尽管汪曾祺内心这样认为，但他与所有刚刚重获自由的知识分子一样噤若寒蝉，不认为“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能被主流所接受。

当时《北京文学》的实际负责人李清泉当然能嗅到风险，但还是主张刊发这篇小说。安全起见，那期《北京文学》还在杂志末尾发了一篇《编余漫话》，文章东拉西扯了几件事，但核心要义是为《受戒》背书。

“我们争取尽可能高的思想性，当然我们也就积极主张文学的教育作用。这一点我们希望取得作者的有力配合。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还赞同文学的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缘于此，我们在较宽的范围内选发了某些作品。很可能会受到指斥，有的作者自己也说，发表它是需要胆量的。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和胆量问题结合得这样紧，常常是用胆大和胆小来进行评价，这是不利于正确阐明问题的。”

小说《受戒》中所写的菩提寺（又名慧园庵）已经不在，后智隆和尚在原址重建寺庙。图为智隆和尚。| 张雷 摄

从《受戒》和《异秉》的发表就能看出，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畅销的八十年代，他并非一个主流作家。正如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评价：“汪曾祺和主流话语是不一样的，他启用了另一套进入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当时，他的文字把高大上的话语、虚假的文学拉回到日常生活。那种日常是散淡的，甚至弱小的，其中有中国传统文人人脉里精善秀雅的东西，这些把宏大的东西颠覆了，解构了。它不是主流，可能只是一棵不高的小树苗，但它让人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有一些学者和读者意识到这种作品的价值，但声势不大，所以当时汪曾祺没有大红大紫，即便在读者众多的今天，他依然是相对边缘的。”

这种“边缘”是如何在当下语境中被重新发现的？

在这组封面报道中，我们回溯汪曾祺的经历，家学、现代教育，西南联大时期的现代主义影响和新时期与“民间”文化的亲近入手，探讨这位生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作家如何将古今、中西打通，让传统在当下重新焕发生命力。

汪曾祺绘画作品

作家贾行家在《顺水来的随水而去》中写到：“生活是前后延续、彼此关切的，人们曾失去过这层联系，导致失去了生活本身。它的方向只能向前，然而理解要在回溯中产生。当我们想靠转达某一个故事来讲中国人的活法时，可选的已经不多了。我试过，要给孩子讲从前人的活法，除了古人的故事，便是汪曾祺的故事。各类观念夹缠在一起时，文化比社会长久，活法比说法要紧，美比道德实在。”

记者黑麦在汪曾祺的美食“小品”中找到了作家体察生活的方式：“1949年后的北京，有些破败，旧社会沿袭下来的走街吆喝声，穿插于胡同和街道，‘哎——萝卜，赛梨来——辣来换……’ 声音高亮打远，推着自行车驻足街上的汪曾祺，盯着小买卖人，看着他一个个熟练地切开脆生生的萝卜，露出鲜红，不禁想到北京人对它的别称——心里美。在东单三条住了一阵，汪曾祺似乎从这个朴素的城市中感到了一种荒芜，清末文人笔下的古都，已经被革命的云烟冲淡，诗意荡然无存，在琐事与焦躁的生活场景里，他从大白菜、水萝卜中，嗅到这城中仅有的从容。这是一个正在褪色的城市，灰头土脸的居民，在红墙周围，随着城市，慢慢地开裂，露出鲜红，像这心里美萝卜一样，构成新的北京。”

汪曾祺“家宴”。在汪曾祺的散文中，“美食”占了很大比重。
艾江涛从同时期的三位风格相近的作家，汪曾祺、孙犁、张中行入手，探讨这支“主流外的文脉”：“80年代，是一个国门初开、各种文学思潮异常活跃的时期。那时，几个已入晚年的作家，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诸过去的人事，接续着那个久已断绝的文脉传统。”

在汪曾祺的个人创作之外，职务性的戏剧创作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样板戏”《沙家浜》是汪曾祺个人创作之外，最被大众认知的戏剧创作。从他的戏剧创作经验中，能够看到作家对传统艺术的认知，以及特定政治环境对他个人和创作观念的影响。

蒲实在《无为的抒情：》中，以代表作《受戒》剖析汪曾祺的抒情风格：“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写道，抒情是触摸现代中国历史危机和情感结构的脉络。纵然有‘奥斯维辛大屠杀后，写诗是残酷的’，实则早在17世纪，黄宗羲已提出‘史亡而后诗作’。‘抒情’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它提供了离乱浮生的复杂选项：唯我还是奉献，真情还是实意，救赎还是背叛，沉默还是牺牲……究其极，‘抒情必须自我质疑在这一时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

季红真曾评价汪曾祺，说他是“文化史的宠儿”。“文化史”不仅包含汪曾祺所经历的新旧交替的时代，同样包含当下对于汪曾祺的重新发现。这份“发现”里有对美、人情和现代性的追求，也有断裂传统与过去的神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汪曾祺，何尝不是在阅读我们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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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

• 汪曾祺 人间烟火（宋诗婷）
• 重新发现汪曾祺（宋诗婷）
• 孙郁：汪曾祺正在被经典化的路上（宋诗婷）
• 80年代，主流外的文脉（艾江涛）
• 时代的小菜（黑麦）
• 无为的抒情：读《受戒》（蒲实）
• 戏里人生：从未放弃的新文学梦（艾江涛）
• 顺水来的随水去（贾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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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是当代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开拓了主流之外的中国小说风格，推动了后来的文学创作。他的推动正在于“将文学还给文学，将生活还给日常生活”。他的作品清新而自然，风格颇似名士派，但与老师沈从文相比，“世俗性还要更强一些”，不过在王安忆看来，两者还是不好比较，因为“好的作家不是唯一的”。

点击上图，听王安忆聊聊汪曾祺的创作和“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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