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在湖北宜昌夷陵區黃花鄉南邊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即312省道37公里處，工人們在施工過程中遇到了一件十分驚悚的事情：工地上接二連三地挖出了大量人類遺骸。
不過，當施工單位領導詢問完當地群眾以及宜昌市的文史專家後，馬上就放了心。
原來，這一帶是抗日將士的骸骨埋葬地，據《宜昌縣文史資料》記載，應當是國民黨第75軍預備第四師將士的忠骨埋葬處，數量至少有3000餘具。
消息一經傳出，各大媒體紛紛蜂擁而至。
於是，六七十年前的那場中日兩軍之間的慘烈對峙和戰鬥，漸漸地被還原開來。
1940年，是中日戰爭爆發的第三年。
此時的中國已經走出了抗戰初期的慌亂，開始利用起了江南的江澤河網遲滯著日軍的進攻。
這一年，日軍對中國的軍事進攻總體上是圍繞著切斷中國與國際的補給線而展開的。
當時，中國海軍實力微弱，根本抵擋不住先進裝備的日本聯合艦隊。
所以，東部沿海口岸已經大多淪陷敵手。
在堵上中國的正門以後，日軍又瞄準了外援入華的後門以及偏門。
這年1月，滇緬鐵路中國段遭到了日軍千餘架次飛機的轟炸，理由是日軍攻佔南寧，切斷桂越鐵路後，滇緬鐵路的運輸量增加了一倍。
不過，這只是日軍採取的初步封鎖手段之一。
不久，攻佔廣西南部日軍又成功地逼迫英國封鎖了滇緬公路。
不消說，滇緬公路長達三個月的關閉直接影響了中國抗戰大後方的軍工產能。
事實上，除了擔憂國際線的問題，重慶國民政府還面臨著一個更嚴重的威脅：入川的門戶宜昌被日軍攻陷。
宜昌，位於長江上游，扼守著三峽水路咽喉，東距武漢三百二十公里，西距重慶五百九十公里，即是兩湖地區水運通道的要衝，又是沿長江西進重慶的門戶。
簡而言之：宜昌的失守直接威脅了中國的抗戰中樞。
這種朝發夕至的威脅感，對國民政府精神上的打擊還是蠻大的。
於是，為了保衛重慶，國民政府不得不在宜昌附近佈置了重兵阻遏日軍西進。
國民黨第75軍預備第四師即是其中之一。
第75軍的前身是北洋軍閥孫傳芳控制的“五省聯軍”之浙軍第二師。
1926年12月，浙二師先被北伐軍收編，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軍。
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第26軍被縮編為第6師。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以第6師為基礎組建第75軍，歸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直轄，並參加了淞滬會戰和臺兒莊會戰。
也就是在臺兒莊會戰中，新組建的預備第4師被劃撥到該軍。
1939年，參加完武漢會戰的第75軍在增加了第15軍團第13師後，又經歷了一次整編。
此次整編後，隸屬長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的第75軍的防區開始清晰，主要面向南陽盆地以及兩湖地區。
於是，1939年5月的隨棗會戰、1939年的冬季攻勢、1940年5月的棗宜會戰無一不閃爍著第75軍將士的矯健身影。
好在由於後勁不足，日軍在攻陷宜昌後並未繼續深入，只留下了部分兵力駐防。
即使如此，佈防在前沿的預四師也遭受了極大的壓力。
預四師與日軍對峙態勢
《宜昌縣文史資料第11輯》記載，日軍攻佔宜昌後，又出兵攻陷了黃花鄉兩河口以東的湯渡河、鄢家河、珠寶山、沙家壩子一帶。
參照資料提供的地名，預四師未抵擋住日軍的凌厲進攻，只能撤退到小峰鄉，依靠山區與之周旋。
後來，雙方的拉鋸日漸激烈，預四師再次北退，撤到了七里峽。
1941年冬，趁著日軍注意力轉向東南亞以及第二次長沙會戰的失利，預四師奉命對曉溪塔一帶的日軍發動了有限反擊。
這次戰鬥打得十分慘烈，預四師10團一千餘人冒著日軍的熾密火力網先是奮力衝殺，後與日軍展開肉搏戰。
戰後點兵，10團僅剩下了13名戰士，包括三名重傷員以及5名輕傷員。
據預四師已故戰士易行錫口述說：有一次，他幫通訊兵抬電線杆時，與師長傅正模同行，看到師長一路心情沉重，不時用手帕擦眼淚。年紀較長的人告訴他，“前線戰士激烈，將士傷亡太多，傅師長很痛心。”
的確，預四師的防區雖有山區的天然地理優勢，但交通不便以及日軍的嚴密封鎖造成的醫藥不足也極大地影響了對受傷戰士的治療。
實際上，有些戰士因為受傷過重，還未抬到醫務處就犧牲了。
為了安置陣亡將士的遺骸，1942年預四師師長傅正模在小峰鄉南邊村買下了30畝地用作陣亡將士的公墓，並在旁邊建了一所野戰醫院。
起初，對死去的戰士還能用白布包裹且為之單獨下葬。
後來戰爭激烈，傷亡人數倍增，醫院顧不過來，只好將幾個人或幾十個人一起集中下葬。
據親歷者回憶：陣亡的將士凡排長以上的軍官都單獨刻了小石碑，凡士兵都把姓名集中刻在幾塊大石碑上。
截止到1945年抗戰勝利，預備第四師在小峰鄉駐防了4年多，金魚坪野戰醫院的後面山坡上掩埋的戰士遺骨也逐漸增加到了3000多具，這也就有了文章的開篇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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