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流行病學教授：德國有完善的醫療服務，德國看起來也很幸運。但現在討論為時過早，如果兩個月後還能來討論德國為何做得對，我會很高興。
德國人口8279萬，新冠肺炎確診57695，死亡433，病死率0.75%。
意大利人口6048萬，確診92472，死亡10023，病死率10.83%。
同為歐盟大國，同樣是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國家（德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21%，意大利23%），為什麼在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上，一個是世界最高，一個卻是大國之中最低的？
△ 來自中國產業信息網
感染人群平均年齡：德國 47 歲，意大利63歲
像往常一樣，意大利北部阿爾卑斯山南蒂羅爾滑雪區，這個歷史悠久的滑雪天堂在今年的2月到3月，迎來了一個旅遊旺季。
今年跟往常又很不一樣，誰也料想不到，它會成為一個疫情重災區。居住在德國漢堡的一名診所負責人告訴八點健聞，漢堡最開始的25個確診患者都是從該滑雪場回來，之後又感染了86個家屬。“數字一直在往上飛，就這樣子慢慢就撒開了。”
被忽視的新冠肺炎病毒，可在24小時內乘飛機抵達地球上任何城市。縱橫交錯的交通線路，連接了歐洲各個國家，構成網絡。病毒一旦進入網絡，迅速蔓延。
然而，這樣一個源頭，也是德國病死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陸蒙吉說：“病人都是從意大利滑雪回來的，身體比較好，年齡相對小“。
美國克萊姆森大學公共衛生科學系副教授史律同樣把這個原因排在了第一位。“在某種意義上說，意大利可以算是一個歐洲原發地，發生得比較早，襲擊了老齡人口。德國人把病毒從意大利帶回去的，帶回疾病的這些人，中青年多、心肺功能比較好，我們現在看到的死亡結局是這一批德國人，至於下一步會怎麼樣，暫時就不知道了”。
而意大利的情況則相反。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3月18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德國近80%新冠病例的年齡在15至5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47歲。而據彭博社報道，意大利的確診病例平均年齡為63歲。
同為老齡化大國，感染者年齡差異卻如此大的原因，除了初始感染人群的差別外，兩國代際生活方式的區別也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
一位在德國生活多年的華人教授表示，德國不會三代人在一起的，孩子長大了就會出去，他們也不喜歡跟老年人住在一起，基本上每個人都有獨立的居住空間。
與之相反，意大利的家庭觀念極強，一家人就要整整齊齊，從電影《教父》系列中可見一斑。
△ 電影《教父》截屏
德國 Aceso Health 醫療業務運營執⾏董事王謙常年旅居德國，也常去意大利度假，對兩國都很熟悉，他說“每次去意大利，無論是在加油站、高速公路休息站，還是酒店餐館、沙灘山谷這些公共區域，總有人直接表現出很喜歡我家小朋友的舉動，雖然是陌生人，完全不違和的直接上來和他打招呼，或者輕拍一下他的頭，輕捏一下他的腮幫子，對做鬼臉，然後和我們簡短聊兩句，這個你在德國幾乎看不到。”
在意大利，都是幾代人住在一起。不是市區的話一般住在一個小洋房，和中國農村的情況差不多。城市的話，一般在一個大公寓，如果地方小的話，祖輩就住在不遠的城區，這樣來回走動很頻繁。每個週末，一般一大家子會一起去餐館吃個午飯或晚餐。而意大利人最自豪的就是per casa di mama，無論是做事還是什麼產品，意思就是我媽媽家出品的，或者按照我媽媽的方式做的。
這些社會文化的差異，影響了疫情發展。“流行病疫情，和其他的腫瘤或者非傳染性疾病背後的因素有根本上的區別。傳染病三大因素，傳染源的活動範圍，傳播途徑的特點和易感人群，都和社會文化因素息息相關。”王謙說，正因為如此，意大利的老年痴呆、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發病率低於德國。但新冠肺炎更為嚴重。
德國最近一週檢測50萬次，意大利至今只檢測了43萬
造成病死率差別巨大的另一個原因是檢測規模的差別，也就是分母。
“德國的病死率看上去比較低，有一個原因是它的分母，是比較窮盡了那些輕症的和無症狀感染的那些人，檢出率高的話，病死率也會顯得很低。”史律說。
據《金融時報》3月20日報道，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長洛薩·威勒（Lothar Wieler）表示，德國實驗室現在每週進行約16萬例冠狀病毒檢測，這是自危機爆發以來歐洲一些國家總計進行的檢測數量之和，甚至每天進行15,000次測試並被病毒學家舉為榜樣的韓國，其測試水平也低於德國。“並且可以進一步增加。”
3月26日，據德國媒體《The Local》報道，德國病毒學家 Christian Drosten 說，“德國死亡人數與受感染人數相比如此之少的原因，是我們進行了數量極其龐大的診斷檢測。根據過去幾天的估計，我們每週要進行 50 萬次檢測。”
史律認為，德國有一個優勢，在SARS類冠狀病毒研究方面，科研非常厲害。遠在一月中旬，一個在SARS時代就一戰成名的病毒學專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就領導團隊公佈了核酸診斷測試的詳細內容和工作流程，把診斷試劑開發出來了。
而德國醫療普遍的可及性，每個人都有醫保的，機制非常靈活，既有私營的也有供應的，很容易就得到檢測。所以他們測試做得比較縝密，分母非常的大。“那麼，我們看到德國萬例感染人數當中，很可能包括了這些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也不排除有那種所謂偽陽性的結果”，史律說。
意大利也是檢測力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在疫情初期，可以對所有的疑似患者，以及從高風險區域出行的人員進行檢測。但面對洶湧的疫情，很快就顯得力不從心，沒有能力執行全面檢測，於是將檢測對象轉向那些重症患者。據意大利衛生部統計，截至當地時間3月28日17時，全國開展了近43萬次新冠病毒檢測。這個數字也不低，並且在快速增長，但相比德國就顯得很少了。
另外，“有一個原因導致大家高估了意大利的嚴重性“，史律認為。常規狀態下，在冬季流感高峰季節和心腦血管疾病的高發季節，即使沒有新冠，意大利也會有幾千例的死亡病例。這些病例當中，有些人確實是感染了新冠，但不是因為新冠死亡。然而，意大利把死後屍體解剖發現的新冠陽性，也算成新冠死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細節。“所以死亡率看上去特別恐怖。如果刨除這個因素的話，當然也還是很糟糕，但可能沒有數字呈現的那麼糟糕。”
醫療資源能否應對擠兌？
倫巴第是意大利疫情的一個重災區，像是陷入災難電影的場景中。在接受意大利《晚郵報》的採訪時，倫巴第新冠病毒危機部門負責重症監護的負責人講述：“我們目前被迫在走廊，手術室或康復室治療重症監護患者。我們已經清理了整個醫院的病房來治療感染者。”據瞭解，米蘭所在的倫巴第大區的重症監護床位大約800張，但是需要接受重症監護的病人數量已經突破了1135例。
“當一個城市有大量病人同時出現的時候，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床位被佔滿，造成重症病人住不進去滯留在外，這是造成病死率特別高的一個原因。”受到中國駐德國杜塞爾多夫總領館邀請，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視頻連線中說。
德國同樣面臨醫療擠兌的風險，但暫時沒有意大利形勢如此嚴峻。在3月22日，從德國媒體《Schwaebische Zeitung》上可以看到這樣一條信息——為了緩解法國的醫療壓力，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醫院向法國東部鄰近地區的新冠肺炎患者開放。
德國是歐盟醫療設備最完善的國家，每10萬居民中有29.2張重症監護病床，意大利為12.5張，不足德國一半。目前德國的重症病房有2.8萬張，而意大利的重症監護病房約有5293張病床。重症監護病房，是醫療系統中極為重要的“內功”，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速成，對於搶救重症、壓低死亡率而言，意義很大。陸蒙吉說，“為了應對疫情，德國目前的目標是把重症監護病床翻倍，達到6萬張的這個水平“。
此外，呼吸機和體外膜肺氧合（ECMO）是為患者提供體外生命支持最有效的設備，是決定新冠死亡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一情況在意大利頗為嚴峻，為了緩解緊缺，意大利汽車品牌法拉利甚至近日準備生產呼吸機零件。
據德國《今日新聞》報道，德國向醫療設備公司德爾格緊急下單1萬臺呼吸機。採購了1萬臺呼吸機，這是什麼概念？張文宏在連線中解釋，如果10%的人需要用呼吸機，那麼至少可以滿足10萬個病人中極重症患者的需要。德國現在採購呼吸機的規模相當於至少為10萬個以上發病人數級別而準備的。根據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德數據，德國已經有約2.8萬個呼吸機，加上最新訂購，總量達到3.8萬臺。
德國是比較健全的福利國家體系，醫療衛生事業一直是聯邦政府投入比較多的領域。
△ 經合組織網站截圖
兩者對比不可否認，德國“硬件”基礎略勝一籌。王謙指出，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德國已經規劃好了重症監護病房的數量。
“那時候，沒有把成本控制意識推進到醫院管理的系統裡，只是想怎樣更好為病人提供醫療服務。”王謙說，整個病床的利用率在75%～80%，因為德國不會讓自己的病床處於高負荷運轉狀態中，已經設想過，如果醫院常年滿負荷，一旦遇到緊急事態，怎麼去應對。
但在沒有大流行病發生情況下，德國擁有這麼多的ICU病床數，是被整個社會詬病的。“因為它的運轉，需要投入人員、設備，對於運營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尤其是2003年開始，德國實施DRGS改革，ICU就成為一個成本部門。”
陸蒙吉所在的醫院，有200張重症監護病床床，150張隔離床，但現在只有10個病人。“對我們比較有利的是，之前流感病人已經出院，很多資源釋放出來。另一個，德國人比較喜歡開刀、動手術，這些人就會佔用一部分重症監護病床，現在不必要的手術全部停掉。包括，我們醫院有一些內科醫生，現在給他們進行培訓，可能會把他們調到急救隊伍裡來。這個工作，我們已經做了。”
這也是德國稍微幸運的地方，它不像意大利，碰上新冠疫情的同時，還疊加了流感高發季節。
德國疫情處於早期，病死率還會變化
儘管德國的病死率顯得如此特別，但很多專家認為德國疫情還處於早期，暫時還不能下病死率很低這麼一個結論。陸蒙吉認為，病死率有滯後效應，德國病人還在救治中，後續還會上升，估計到1%左右。
另外，隨著感染人數的增加，德國的醫療資源是否能夠繼續應對醫療擠兌？而且一旦病毒在老年人群體中大規模傳染，情況可能會惡化。
“評估疫情控制的終極指標還是在死亡人數，甚至包括了非新冠死亡的人數，有沒有造成衍生的這種傷害？”史律更關注日本，老齡化程度比德國和意大利更高，疫情爆發比歐洲這些國家要早，已經進入疫情中期，但死亡人數控制得很低（52例），“我覺得，很多人忽視了日本這方面的成就。”
萊布尼茨預防研究和流行病學研究所教授哈霍·澤伊布(Hajo Zeeb)說，“我認為，我們看到的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德國有完善的醫療服務，德國看起來也很幸運。但現在討論這些還為時過早，如果兩個月後我們還能來討論德國為何做得對，我會很高興。”
譚卓曌|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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