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現存版本對比研究
《中醫文獻雜誌》2008年4月25卷2期文獻綜述
【摘要】
《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是一部重要的敦煌遺書。它的發現，以確切的資料證明《傷寒雜病論》是在《湯液經法》一書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給《傷寒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思路，是《傷寒論》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長期以來，關於它的文獻資料十分稀少，極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入。經過近20年的蒐集整理，傷寒文獻專家錢超塵教授獲得張大昌弟子先後抄錄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14個不同抄本。筆者跟隨錢先生對現有的這些文獻進行細緻的研讀，對所掌握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現存版本的來源及諸個版本進行了對比研究，以期為《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進行重新校注選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關鍵詞】
輔行訣版本對比研究
敦煌遺書《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簡稱《輔行訣》）的發現，以確切的資料證明《傷寒雜病論》是在《湯液經法》一書的基礎上撰寫而成，給《傷寒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思路，是《傷寒論》研究領域的重大突破。該書的確切名稱當為《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輔行訣》的研究囿於資料的稀缺，始終沒有得到更深入的發展。傷寒文獻專家錢超塵教授經過近20年的蒐集整理，先後獲得張大昌弟子抄錄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14個不同抄本。例如：①中醫研究院打印本（1975～1976年）、②範志良抄本（1965年2月）、③衣之鏢抄本（1976年5月）、④劉世忠抄本（1979年12月）、⑤王雲廷抄本（時間不詳）、⑥經法述義（1995年）、⑦孫伯果抄本（1976年）、⑧《敦煌古醫籍考釋》本（1988年）、⑨《敦煌醫藥文獻輯校》本等（後兩種為正式出版發行本），基本囊括了現有的有關《輔行訣》的大部分文獻資料。同時錢教授還多方走訪與《輔行訣》的發現和研究相關的人員，親自到河北廣宗縣，與張大昌弟子座談，儘可能多地掌握關於這本書的真實詳盡的第一手資料。為了能夠整理出一個儘量接近原卷子的版本，更好地對其與《傷寒論》之間的學術淵源進行挖掘，筆者跟隨錢先生對現有的這些文獻進行了細緻的研讀，把《輔行訣》現存的幾個版本加以對比和篩選，以期為《輔行訣五藏用藥法要》進行重新校注選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版本的來源】
《輔行訣》原卷子藏於敦煌藏經洞。1907年法國伯希和至敦煌盜寶曾選中此卷，後被裝箱的王園?道士暗中留下。1918年河北威縣張?南奉命去張掖收購軍馬時順便前往敦煌，偶然間從該道士手中買下此卷子，後送回原籍家中世襲珍藏。1966年“文革”期間卷子不幸被毀。幸有張大昌在廣宗縣的弟子王子旭在文革前曾進行過抄錄。20世紀70年代初，張大昌開始追記卷子本的內容，並拿王子旭的抄本作為參考。因王子旭抄錄時僅為十二三歲，其抄本難免次序不整，錯訛頗多。後該抄本又經張海州復抄。1974年初，張大昌將自己的追記本寄送中國中醫研究院。起初並未引起重視，後轉交至馬繼興教授手中。經過馬教授反覆考察，認為此書絕非今人偽造，其成書下限決不晚於宋初。1975年還就此卷子徵求了有關文史專家的意見，社會科學院張政?和李學勤兩位教授作出“此書不是近代的偽作，作為一種古籍的傳抄本，還是有保存的必要的”結論（此即王雪苔1988年為《敦煌古醫籍考釋》本《輔行訣》校勘所用的“乙本”）。當時王雪苔正在中醫研究院圖書館負責中醫線裝書的鑑定工作，此書轉到他手後，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委託其負責該文獻的調查和處理工作。1975年底王雪苔直接到河北威縣進行調查，才得知1975年4月張大昌曾再次向中醫研究院獻書，所寄材料就是張海州抄錄的王子旭抄本。所幸的是，回到中研院后王雪苔幾經周折找到了這個抄本（也就是1988年《敦煌古醫籍考釋》本《輔行訣》校勘所用的“甲本”）。王雪苔教授將張大昌追記本、其弟子手抄本兩個本子互相對照進行校勘釐定，形成了《輔行訣》的第一個校本，即中研打印本，其時間是1975年12月16日。而後於1988年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一書，王雪苔以“特邀編寫”的身份根據甲乙兩個版本完成了《輔行訣》的《敦煌古醫籍考釋》本（簡稱《考釋》本）。20世紀90年代初，張大昌弟子們把張大昌的部分藏書和臨床經驗彙總合集而成《經法述義》，其中收錄了《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即所說“經法述義”本。1991年，為了進一步考察敦煌卷子本的發現經過及其特徵情況，中研院王淑民和陶廣正兩位教授赴河北威縣走訪了張大昌先生。而後形成了《敦煌醫藥文獻輯校》本的《輔行訣》（1998年），在王淑民1999年出版的《敦煌石窟秘藏醫方》一書中即有《輔行訣》的記載，其版本與《敦煌醫藥文獻輯校》本相同。為了進一步探索《傷寒論》的學術淵源，錢超塵教授也十分重視《輔行訣》的研究，在此後的10餘年間，錢教授從同行或張大昌的弟子處陸續收集到其他6個版本，2007年6月還親自到河北威縣見到了張大昌的11位弟子，其中包括曾親睹《輔行訣》卷子原件的王子旭，獲得了很多關於《輔行訣》的珍貴資料。
【版本的對比】
1、三個重要的抄本
《考釋》本
《考釋》本是最早正式公開出版的《輔行訣》版本。其特點是：資料來源較為可靠，版本校注出自專家之筆。此處特引王雪苔教授在《敦煌古醫籍考釋》中對《考釋》本《輔行訣》資料來源的說明：“今存兩種抄本。甲本乃張大昌弟子之間轉抄者，保留原貌較多，但轉抄中偶有省略及按抄者理解妄加改動處；乙本乃張大昌追記而成，內容較全，但難免有誤記之處。現以甲本為底本，並據乙本補入缺文，凡補入文字均在其下加重點符號‘?’，不另作注。”而王雪苔教授不僅是中醫文獻方面的專家，且是親自走訪張大昌的第一人（曾先後於1975年年底和1976年年初兩次到河北威縣調查）。由此可見，《考釋》本具有嚴謹性和相當的權威性。此後十幾年間，關於《輔行訣》的研究也基本上都是以《考釋》本為基礎，這對於《輔行訣》研究的連續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們仍選擇《考釋》本為底本。《考釋》本的不足之處在於，它的形成僅限於張大昌的記憶本和其弟子傳抄的一種版本，資料單薄，使進一步深入研究相對困難。
範志良抄本
範志良，張大昌大弟子。其1965年抄本雖然不是從卷子本直接抄錄而來，但是比較接近卷子本。通過對照校對，它在內容上和《考釋》本的差別不是很大，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這個版本比較真實可靠。越早的版本保留原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把範志良的這一早期抄本作為主要校本是很有意義的。這一版本的最大價值在於，其中記載了金石藥，而這是《考釋》本中所沒有的。後據張大昌弟子回憶，張大昌在捐書時有意刪掉了金石藥的部分。就陶弘景的身份而言，金石藥常為道家所重視，從這個角度考慮，書中載有金石藥當在情理之中。對照中研打印本，其文章末尾處載有：“石青木、石膽火、石硫磺土、?石金、淄石水、代赭石木、?石火（以下殘斷）。”由此可知在張大昌最初捐獻的版本中是有金石藥的。據此，筆者認為金石藥當為敦煌原卷子所有。
中研打印本
此打印本原系山西中醫藥研究院中醫文獻學家李茂如先生所存。李老先生生前對傷寒文獻研究頗有建樹，對《輔行訣》也十分重視。李老先生於2000年去世，其文獻資料交山西中醫研究院趙懷舟同志整理。趙懷舟畢業於北京中醫藥大學，後拜錢超塵教授為師，當得知錢教授正在做《輔行訣》相關的資料收集與研究，就於2005年2月將李茂如先生收藏的這份《輔行訣》中研打印本複印寄送予錢超塵教授。
之所以重視中研打印本，原因在於通過對該版本的仔細研讀，並與其他資料對照研究，此版本較為接近張大昌先生的背誦稿。王雪苔在《對〈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的調查與校勘考釋》一文中清楚地介紹了中研打印本的由來，明確了中研打印本即為《輔行訣》的第一個校本。據此，我們把中研打印本作為旁校本。在王老的文章中提到了一個“王子旭”抄本，也就是“甲本”的原形，但是該抄本的原件已經不知所在。這一版本的毀損對於《輔行訣》的研究是一重大損失。
2．其他版本
此外還有：衣之鏢抄本（1976年5月）；劉世忠抄本（1979年12月）；王雲廷抄本（時間不詳）；《經法述義》本（1995年）；孫伯果抄本（1976年）；《敦煌醫藥文獻輯校》本，共計6個不同的版本。這些版本多是張大昌之弟子抄錄或輾轉傳抄而成。《經法述義》中記載：“張大昌從其父張阿翮手中傳得此書，從十三歲開始詠誦此卷，記憶純熟，銘記於心。及後臨床亦多取此書方論而獲良效，遂將此書教授弟子，相與傳抄。”據悉，張大昌共有弟子十餘名，每個人手上基本都有一部抄本。據張大昌的弟子衣之鏢講，諸抄本大體是兩類，即有“更補”等字樣的版本和無“更補”字樣的版本。
衣之鏢抄本
衣之鏢，張大昌弟子，河北省威縣中醫院醫師。他在得知錢超塵教授在做有關《輔行訣》的研究後，於2005年1月將所存之抄本複印寄予錢先生。他在信中說，其抄本抄錄於1976年，《考釋》出版後亦未調整過。但是對於正文中“原本治”、“又”、“另補文”、“更文”、“補文”、“原補文”等的解釋不甚清楚。關於這個問題，張大昌的另一個弟子劉德興在給錢教授的信中有明確的說明。劉德興在信中說：“關於重整稿中，衣抄本是按我的抄本所抄錄的。”同時他還詳細說明了該本中“原本治”、“又”、“補文”、“另補文”、“更文”、“更補文”字樣的來源。他在信中寫道：“首先聲明，以上這些字樣不是先師親筆所加，也不是《法要》原卷所有，更不是前人及諸抄本所加寫的，而是我在重整先師的三個抄本時，自己所加寫的。但其條文、文字是原抄本所有，不是我所加的。”他說：“我在75年以前共有三個抄本，在75年得到先師最後一個抄本時與前二個抄本（1965年、1972年）校對時發現主治條文、方藥、劑量、加減例等各有不同之處，參考、查對、學習起來很不方便，又為保持原貌，不敢妄加改正和補充。凡是三個本子的證治條文都相同的，就原文抄錄。第一個本子主治條文與此不同之處，就加用了‘原本治’或‘補文’或‘更文’加以區別開來。這樣便形成了三個本子合而為一的《合訂本》，也就是重整稿中所謂的衣抄本。”但是遺憾的是他說：“至於其原底本未加保存，已不知去向。於1993～1995年，我們眾弟子整理《經法述義》時，又按合訂本、衣抄本、範別抄本、王抄本、劉抄本等進行互參重整載於《述義》中，自《述義》出版後，我以前的這個合訂本未加註意保存而佚失。”
將衣抄本和《考釋》本校讀發現，確實存在很多的“補文”、“更文”，還有一些衣之鏢所注的說明，很難說是一個接近原貌的本子。但是其中也記載了“金石藥”的有關內容，所以在此方面的研究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另外，從衣、劉二人對“更補文”的來源解釋來看，劉德興所述當可信賴，對於該抄本的成稿時間1976年，沒有異議。衣之鏢在信中明確指出《考釋》本未參考過該抄本，這也正是該抄本的價值所在，或可以補《考釋》本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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