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樣的困境，在冠狀病毒大流行引發的醫療資源嚴重短缺之前就已經有了很多思考。
科羅拉多大學生物倫理與人文中心(Center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主任馬修·懷尼亞(Matthew Wynia)博士說：“此時，不準備好作出誰生誰死的抉擇，是不負責任的。”
面對近日的這個兩難局面——誰該用上呼吸機或得到一張醫院病床，意大利醫生尋求倫理建議，被告知要考慮採用功利主義原則。
用淺顯易懂的話來說，功利主義方法會通過把護理留給最可能從中受益最大的人，從而使整體健康最大化。如果你只有一臺呼吸機，它將被分配給更有可能生存的人，而非那些生存幾率更小的人。它不分先來後到，也不會通過抽籤分配。（如果某個分類中的人之間存在關係，那麼倫理學家建議使用抽籤——隨機選擇。）
在週一發表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篇論文中，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全球行動副教務長及醫學倫理學和衛生政策系主任伊奇基爾·伊曼紐爾(Ezekiel Emanuel)及其同事提供了將道德原則應用於在冠狀病毒大流行中的分配方法。這些同樣也是功利主義的，偏向於那些最有可能擁有最長壽命的人。
此外，他們說，將一線醫護人員的健康放在優先位置對於挽救最多的生命是必要的。我們可能會遇到這類人員的短缺，而且其中一些已經病倒了。
在《紐約時報》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英國研究人員說：“有人爭論年輕人或是老人誰更有價值，對於我個人來說，這讓我感到很不舒服，”他補充說，“一個20歲的年輕人真的比一個50歲的人更有價值嗎？或者50歲的人實際上對你的經濟更有用，因為他們擁有20歲人沒有的經驗和技能？”
伊曼紐爾不同意這種說法：“這位20歲的年輕人活過的時間較短；他們被剝奪了完整的生命。如果他們的預後大致相當，那麼這個20歲的年輕人還沒過上充實美滿的生活的事實，使他們更有理由得到稀缺的資源。”
一些組織、州和聯邦機構已經預見到類似的挑戰，為醫院和衛生系統開發了資源和指南。
黑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整理了一系列醫療機構可以用來應對冠狀病毒的資源，包括因此造成的短缺。2015年，紐約衛生局發佈了一份報告，內容涉及在大流行造成的短缺期間呼吸機分配的實務、道德和法律問題。該州和其他許多州的計劃均以安大略省衛生部(Ontario Ministry of Health)在大流行期間提供的重症監護為指導。
包括退伍軍人事務部和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在內的聯邦衛生機構還發布了指南，其中包括在大流行期間分配稀缺資源的方法。
2019年4月《肺部疾病》(Chest)進行的一項研究設想了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那時重症監護病房床位和呼吸機數量無法滿足需求。作者與馬里蘭州的焦點小組就如何分配護理資源的觀點進行了討論。焦點小組的偏好是怎樣的呢？將資源轉向具有最大生存機會和最長壽命的人——換句話說，還是講求實際的功利主義方法。這項研究源自馬里蘭州一份報告，該報告涉及在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下的稀缺醫療資源分配。
“決心拯救生命”(Resolve to Save Lives)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前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湯姆·弗裡登(Tom Frieden)博士說：“關鍵是要對原則保持透明，挽救儘可能多的生命，並確保在分配諸如呼吸機等救生資源時不考慮金錢、種族、民族或政治影響等因素。”
醫學倫理學家建議的另一項原則是把一線醫生從抉擇的艱難中解救出來。取而代之的是請專職的分診專家決定。此外，決定應不涉及財務方面的考慮或患者的社會地位，例如，將稀缺的冠狀病毒檢測提供給NBA球員是違反此原則的。
“從倫理上講，按支付能力定量供應是在緊急情況下分配稀缺醫療資源的最糟方式，”Aceso Global首席技術官、前世界銀行首席衛生專家傑裡·拉·弗吉亞(Jerry La Forgia)博士說。
然而，在比較正常的時期，這種分配方式在美國的衛生系統中極為常見。
衛生經濟學家還曾深入思考如何分配有限的衛生保健資源，例如政府預算。預算常常造成贏家和輸家——有些療法會被包括在預算之內，有些則不會——但並不總能被一一辨認出來。
在大流行期間，贏家和輸家都顯而易見。他們同時就在醫生面前。“這把倫理和情感負擔從社會或政府轉移到了臨床醫生身上，”加拿大阿爾伯塔省衛生經濟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health Economics)執行主任兼首席執行官、衛生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麥凱布(Christopher McCabe)說。“沒有完美的方法來選擇誰能得到挽救生命的治療。在這種時候，社會可能對功利主義的決策更寬容。”
歷史為相互矛盾的價值觀提供了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士兵可以先於平民得到盤尼西林。在1960年代的西雅圖，社會價值是定量供應透析儀的標準之一。
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造成路易斯安那州衛生中心在緊急情況下出現嚴重物資短缺。“醫療工作者被迫隨機應變，相當於在決定生死，”懷尼亞說。“人們普遍認為，這對病人和醫生來說都是不幸的，這不是我們社會想要的。”
如今，一些用於移植的器官供不應求。器官共享聯合網絡(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是一個為移植病人排序的系統。它結合醫療條件、等待時間和預後情況，為不同類型的器官制定評分系統。
“它有功利主義的成分，”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 State)衛生政策與行政學教授戴維·範內斯(David Vanness)說。“但它不是為了應對緊迫的流行病而設計的。”
特別是，社會有時間去考慮如何為需要移植的病人提供照顧。例如，絕大多數終末期腎病患者在任何年齡都有資格享受醫療保險。
當抗病毒藥物或疫苗實現臨床應用時，最初階段也將出現供應短缺，而且毫無疑問將會出現討論：誰有資格首先獲得它們。
伊曼紐爾預測，美國很快就會出現意大利那樣的定量供應，那裡的呼吸器和重症監護病床太少，無法滿足所有病人的需求。哈佛大學研究人員估計，如果不大幅增加供應，美國許多地區的醫院床位將會出現不足。
注：本文轉源於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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