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2019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已經奪命逾萬人。各個國家針對此次大型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防治辦法,不亞於最生動直觀的大型“比較政治學”現場。

由於傳染有先後,即使各國面對同樣的病毒侵襲,也很難稱之為同一場“考試”。畢竟“考試”背後預設了一個威嚴而絕對正確的“出題者”、多個獲取同等數量知識的“考生”,以及一個無可置疑的“評分標準”—這些預設在當下受到病毒感染的國家之間並不成立;而且,成千上萬條生命的逝去,也根本不能以考試的“不及格”或“失利”而一筆抹去。

但是,不同國家的檢測、追蹤、治療手段,依然可以從“死亡率”的數據上反映出其有效程度,從而為“橫向比較”創造一個基礎。

德國、新加坡和越南,是新冠疾病“死亡率低”甚至無死亡的典型國家。這令人想知道,和其他國家相比,它們至少做“對”了什麼?

“硬核”德國?

隨著確診人數的增加,德國的防控方式也逐漸從“硬核”(類似於“佛系”)變成“辣招”頻出。

3月13日,五大足球聯賽中的德甲,最後一個宣佈“取消比賽”。3天后,德國宣佈在與奧地利、丹麥、法國、盧森堡和瑞士接壤的邊境實行管制,只有跨境通勤者和物流貨車才被允許通過。同時,德國大部分州的學校和日託中心關閉,而關閉餐館、酒吧、體育俱樂部的州也逐漸增多。德國在北海和波羅的海上的島嶼,也已經禁止遊客進入。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3月17日,警察在位於德國小城凱爾的德法邊境“兩岸橋”附近執勤。德國政府從16日起加強對奧地利、瑞士、法國、盧森堡和丹麥五國的邊境管控)

防疫從“松”到“緊”,有個重要的時間點—2月25日。德國的第一個確診病例出現在1月27日,一直到2月25日之前,境內的病例都得到了及時的檢測、追蹤和隔離。

2月23日意大利開始封城,但措施不到位;2月25日開始,來自意大利的病例在德國急劇增加。感染地區從地圖上的幾個零星點,變成了“四周包圍中央”的片狀。

截至3月26日晚,德國記錄了39572例確診感染病例和224例確診死亡病例,死亡率為0.5%。

德國對“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研究,開始得很早。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是德國頂尖病毒學家,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今年1月,德國各地的實驗室就得到了進行此項病毒檢測的信息和材料。同一時間,德國也將病毒檢測方法分享給了其他國家。

據悉,德國擁有歐洲大陸數量最多的P4實驗室,一共4所,分別位於柏林、漢堡、裡姆島和馬爾堡。如果算上瑞士的3家P4實驗室,泛德語區內聚集了歐洲大陸(含俄羅斯)半數以上的最高等級生物實驗室。

德羅斯滕還表示,德國的實驗室診斷不歸一箇中央系統管理,這極大地提高了防控效率。在其他國家/地區,往往由一個權威機構統籌管理新疾病的測試,只有少數實驗室被允許進行測試並將數據反饋給中樞機構。而德國各個地方的實驗室均有權限自行檢測,無須上報。

德國醫療系統在1月底,將病毒檢測納入保險報銷範圍。德國執業醫生聯邦協會為這項病毒檢測專門立項,規定了專門的序號。進行病毒檢測的實驗室和醫療機構,都可以直接向保險公司報賬收費。約200歐元的檢測費由醫療保險公司承擔,前提是,當事人必須由醫生確認為疑似病例。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3月17日,在德國法蘭克福,一名男子在一家藥店外等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該藥店只允許“最多兩名顧客同時入內”)

德國的醫保制度令德國人自豪。德國社會保障法規定,所有居留在德國的人都必須有醫療保險。醫療保險公司有公立和私立之分,以居民收入為劃界標準:截至2020年,德國所有月薪收入低於5213歐元且年收入低於62550歐元的居民,必須擁有公共健康保險,收入高於此限者可購買私人保險。在德國,有86%的人購買公共醫療保險。

分級診療也被認為有效地防止了醫療資源擠兌。以首都柏林為例,撥打24小時熱線電話之後,專業人員將根據患者的症狀和旅行史作出甄別:出現較重症狀及需要臨床治療者,將被第一時間接入醫院;輕症者或疑似案例,將被引導至街區普通診所;無症狀者會由衛生部門接手,並告知其前往各大檢測點參與測試。

病人要出示診所或家庭醫生的入院建議單,才會被綜合醫院收治;貿然前往綜合醫院往往需要半天以上的等待,因此也鮮有人浪費時間。

德國分散式、協作式的防疫體系,能在第一時間隔離輕症者、收治重症者,並降低死亡率。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德國目前的急迫需求,分別是床位、護理人員、呼吸機和疫苗。

在歐洲,德國每10萬人擁有800張床位,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法國多了201張。據德國之聲報道,德國醫院共有約2.8萬張重症床位,目前已佔用了80%。德國耶拿大學危機傳播學專家迪克曼(Petra Dickmann)在接受《每日鏡報》採訪時表示,從德國各高校附屬醫院的情況就可以發現:醫護人員緊缺。在波恩地區,醫院大多已經出現消毒水和醫用防護服嚴重緊缺的現象。

德國政府還向瑞士的呼吸機制造商—漢密爾頓醫療公司訂購了1萬臺呼吸機,但是,製造商也分身乏術。漢密爾頓醫療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呼吸機制造商,通常每年生產1.5萬臺呼吸機,現已將其產量提高了30%~40%。

漢密爾頓公司首席執行官威蘭德在一次採訪中說:“可用的呼吸機與需求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他補充說:“美國陸軍正在尋求訂購,土耳其訂購了很多,中國訂購了很多—實際上,每個人都在訂購。”

歐洲和美國的裂痕正在加劇,德國還要出手跟美國“搶疫苗”。德國報紙《世界報》上的一份爆炸性報道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話說,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十億美元”來保護由CureVac公司開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專有權,“但僅限於美國”。德國外長海科·馬斯3月15日表示,政府將不允許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推進這一計劃。他說:“德國研究人員在藥物和疫苗開發中起著領導作用,我們不能允許其他人尋求獨有的研究成果。”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CureVac是一家德國生物製藥公司,總部位於德國圖賓根。該公司的開發重點是傳染病疫苗,以及治療癌症和罕見病的藥物。CureVac在3月初的一份聲明中表示,即將卸任的首席執行官丹尼爾·梅尼切拉已應邀到白宮與特朗普舉行會議,討論生產新冠病毒疫苗的戰略和機會。梅尼切拉還說:“我們將能在幾個月內開發出有效的候選疫苗。”

經濟政策也在遭受考驗。3月10日,德國政府已承諾投入10億歐元用於解決新冠肺炎疫情,這還是“短期”投入。實際上,疫情已經開始扭轉德國長期的“預算平衡”政策。知情人士稱,鑑於危機的嚴重程度,默克爾及其經濟團隊現在願意接受赤字支出,以幫助抗疫。知情人士說,由病毒引發的危機是憲法規定的債務剎車下的“例外情況”之一,該情況允許額外借貸。

即使德國在2019年陷入衰退,默克爾還是拒絕了華盛頓、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放寬其債務期限的呼籲。過去十年中,德國減少了超過20個百分點的公共債務,使其佔比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0%。2019年,柏林的預算盈餘超過130億歐元。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3月16日,在德國柏林,行人走過關閉的柏林新博物館旁的廊柱

目前,德國政府仍然可以動用多達500億歐元的儲備。也許,新的經濟政策並不意味著政府啟動大規模的刺激計劃或增加債務。不過,七位經濟專家在3月中旬表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肯定會在今年上半年進入衰退。

另外,人口最多的北萊因-威斯特法倫州,感染人數超過4268人,13人死亡—感染人數接近德國感染總數的1/3,死亡人數則接近一半,而且確診病例數量上升較快。如果14天內病例增速不能放緩,德國的防治措施等級則需要再度提高。

“佛系”新加坡?

用復旦大學教授張文宏的話說,新加坡“一點也不佛系,看上去佛系,人家是武當派”。

截至3月26日晚,新加坡記錄了683例確診感染病例,死亡2例。

新加坡的一系列措施中,“預警時間早”起到了關鍵性作用。1月3日,新加坡開始在機場布控測體溫,同時啟動哨點監測—該套監測體系,將公立醫院、社區醫院和家庭診所聯網,使新加坡對輸入性病例的監測能力顯著提高。

2月7日,鑑於本地傳播初現端倪,新加坡當局又將疫情警報級別,從第二級“黃色”上調至第三級“橙色”,僅次於預示疫情最嚴重的級別“紅色”。這一級別代表“疫情嚴重且容易傳播,但在新加坡尚未廣泛傳播,目前正在得到控制”,允許政府採取隔離、體溫檢測、限制醫院訪客等“中等”(moderate)社會干預措施。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2月4日,在新加坡惹蘭勿剎一帶,一名男子走過中藥行

自2月18日起,新加坡衛生部重新啟動曾在應對霧霾和H1N1流感時啟用的“公共衛生防範診所(PHPC)計劃”,以進一步降低社區傳播的風險。任何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狀的新加坡居民,均可到新加坡全國900家定點診所,享用“特殊津貼”就醫。其中,新加坡本地公民和永久居民將按10新元(約合人民幣50元)的固定診金收費,屬於“建國一代”和“立國一代”的老年人則僅需支付5新元(約合人民幣25元)。

2018年年底投入使用的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擁有330張床位和隔離病房,還有能處理高風險病原體的實驗室、傳染病研究與培訓辦公室等,是抗擊新冠病毒的主戰場。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新加坡實驗人員在實驗室裡進行冠狀病毒測試 (路透社 EDGAR SU/攝)

作為補充,新加坡還構建了包含900多傢俬人診所的“公共衛生防範診所”體系。政府向這些診所通報疫情信息,提供一定的醫療防護物資。如果前來就診者是新冠疾病疑似患者,診所會把他們轉診至指定醫院。這套體系為追溯病例提供了依據,也儘可能避免民眾恐慌性地擠佔大醫院的醫療資源。

新加坡總人口約570萬,人均醫療資源較為充裕。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新加坡的醫療衛生服務覆蓋指數已超過了80,中國為76,印度為56。其實,如果看醫療衛生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新加坡的投入不算大。2010年以來,發達國家的該指標均維持在6%以上,而中國、新加坡、印度三個國家最高還不到3%。

投入相對較低,醫療健康服務的質量高,新加坡的成功之處在於以“防”為主。最近公佈的“控糖令”就是典型例子。為了從源頭上減少糖尿病患病率,新加坡衛生部宣佈,從2021年年底開始,市場售賣的非酒精類飲料,將被強制貼上標明糖分的營養等級標籤,並將全面禁止含糖量位於最高等級的飲料在電視、網站等任何媒體平臺投放廣告。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3月18日,連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柔佛州首府新山市的新柔長堤上,幾乎沒有往來車輛行駛。馬來西亞從18日起採取為期兩週更加嚴格的限制出入境措施)

新加坡的經濟,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因此,製造業和批發貿易等外向型行業,以及旅遊業及相關的酒店、郵輪、餐飲、航空業等,受衝擊最嚴重。目前,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也是最大的國際遊客來源地。由於疫情在全球蔓延,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已將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預期,從0.5%~2.5%下調至-0.5%~1.5%。

人們判斷一個國家的防治措施佛系與否,往往看的是“封不封城”。新加坡作為城邦國家,封城意味著封國,封國意味著經濟交往徹底中斷,這是新加坡所不願看到的後果。近期的情況是,新加坡的境外輸入病例增多—原本相對平靜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確診病例飆升—監測境外人員流入、隔離疑似病患,都為新加坡政府和醫療機構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鐵腕”越南

相比之下,越南的疫情管控要嚴厲得多,這也是其人口密度和醫療水平決定的。

越南人口超過9500萬,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和河口沖積扇上,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308人(中國為148人)。

越南的醫療資源和醫療服務水平,不太盡如人意,每萬人僅擁有約25張病床。像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越南是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之外,第三個出現疫情的區域;越南非典一共確診63人,數量不及加拿大、新加坡,但其非典死亡率7.9%,高於中國大陸(6.6%)。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3月18日,在越南和平省,人們準備離開隔離點回家

不過,越南控制非典疫情用時最短:45天。這也證明,越南明確在“控制疫情傳播”上發力,而不願把賭注押在“救治”上。

2020年1月23日,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確診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一個從武漢到越南探望兒子的66歲男子。在中國以外,越南是繼泰國、日本、韓國之後,第四個被新冠病毒入侵的國家。疫情也逐漸從輸入型轉化為本地人傳人的情況。

在永福省,發生了一個家族的大傳染:先是1名23歲的女子,因去過武漢被確診,她傳染了自己的母親、父親、侄子、鄰居、姐妹6個人—這一家人所在的平川縣山雷村被封鎖。村子出入口,設立起監控檢查站,禁止人車通行。該村有超過1萬名村民,封鎖一共持續了20天。

越南最早從1月14日開始監測入境者體溫。峴港國際機場體溫檢測儀,檢測到兩個來自武漢的旅客出現發燒症狀,此時,離鍾南山宣佈“人傳人”還有6天。當局立即對其進行了隔離,採樣後,送到芽莊市巴斯德醫院進行檢測。次日,越南衛生部危險疾病防控指導委員會專門開會。1月22日,越南衛生部下發《新型肺炎防控方案》。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越南河內北部一家制衣廠的工人在生產口罩

越南的封鎖措施“針對性”也很強:1月24日起取消所有往返武漢航班;1月29日,暫停中國公民到越南的旅遊簽證;2月1日,宣佈國家進入防疫狀態,將新冠病毒疾病列為甲類傳染病,暫停往來中國的所有航班,限制春節期間的慶祝活動和聚會。

2月10日,越南衛生部宣佈,實施醫學隔離或強制性隔離措施的疑似病例、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觸者,均可享受免費治療。2月14日,越南宣佈暫停全國所有學校活動。

韓國企業是越南的大客戶,越南1/4的出口份額都屬於三星公司,一半的三星手機都是“越南製造”。但韓國疫情大暴發後,越南“鐵面無私”,暫停了對韓免籤政策,對來自日本、韓國、伊朗、意大利的旅客進行隔離,不允許韓國航班在河內和胡志明市降落。

信息公開透明也是一個穩定民心的辦法。越南衛生部開通了一條關於疫情防控知識的免費專家熱線,全國還開通21條醫院熱線電話。BBC也報道了在TikTok(抖音海外版)風靡全球的“洗手舞”,這是越南衛生部和舞者Quang Dang合作的音樂短片,教人保持衛生,正確洗手。

截至3月26日晚,越南累計確診病例已有141例,無死亡病例。3月16日,越南政府總理阮春福表示,越南正處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減少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黃金時期”。他在會議上提出了若干條清晰的指示:減少聚集活動,做好居家隔離和集中隔離,暫停發放簽證,發揮鄉級政府和社區幹部的作用,交通運輸部嚴抓入境檢疫和消毒,等等。

德國、新加坡、越南新冠肺炎超低死亡率背後:他們做對了什麼?

3月8日,在越南北部海防市,工作人員對和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有關的場所進行封鎖

越南有“下一個中國”之稱。數據顯示,2000-2017年,越南的GDP實現了7倍的增長。2018年越南GDP增速達到7.08%,創下10年來新高,被列入世界GDP增長最高的國家行列,2019年GDP增速也超過7.0%。而且,35歲以下年輕人佔到越南總人口的70%,人口紅利依然強勁。

越南是世界上成功研製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的少數國家之一,檢測一次僅需50萬越盾(約合21美元)。如果疫情大暴發,越南完全可以自主供應檢測試劑盒。河內市已購買4000套檢測試劑盒(相當於20萬次檢測所需),並將其中一部分捐贈給了歐洲重災區之一—意大利各家醫院。檢測試劑盒還將出口到伊朗、芬蘭、馬來西亞、烏克蘭等多國,目前已有20個國家訂購。

抗疫不成功的國家各有各的問題,而在降低死亡率上做到德國、新加坡、越南這樣的程度,是需要平時未雨綢繆和關鍵時刻揚長避短的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榮智慧

排版 | CAT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