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对加拉说：“我爱你胜过父母、金钱和毕加索。加拉，我之所以画画是为了你，这些画面的血画成的。” 妻子加拉比他大10岁。
达利(1904～1989)出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菲盖拉斯，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他是画家、作家、书籍插图画家、舞台美术设计师。
1921年，达利进入马德里的圣贾尔南多美术学院。早年受到法国画家波纳尔和未来派、立体派的影响。
1927年来到巴黎，由于同超现实主义理论家和画家布雷尔、恩斯特等人的直接交往，他的生活及创作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加入超现实主义的行列，追求极度的无条理性，用分解、综合和意识流的手法描绘“梦境和偏执狂的幻想”，以似是而非的客观真实记录他主观的奇想。1940年，达利移居美国。
一、 有夫之妇：加拉与诗人保罗·艾吕雅
加拉是谁？这不得不提到他的第一任丈夫保罗·艾吕雅（笔名）。在法语里，Gala是“盛宴”的意思，保罗·艾吕雅用这样的称呼表达爱的享受。
加拉原名叶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嘉科诺娃(1894-1982)。她生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鞑靼地区喀山的一个小职员家庭。
童年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律师德米特里·伊里奇·冈贝尔格后，全家迁往莫斯科，继父像亲生父亲一样的喜欢叶琳娜，让她得以进入大基斯洛夫斯基胡同四号的“勃留霍年科女子学校”，在沙皇时代只有上层女子才能进，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阿纳斯特西娅·茨维塔耶娃是她的同学兼好友，她们对诗歌十分热忱。
保罗·艾吕雅
1912年，叶琳娜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因此去瑞士东部一家肺病疗养地养病。在此地，她与法国青年欧仁·格兰代尔相识相恋，最后步入婚姻。
欧仁·格兰代尔，笔名保罗·艾吕雅，是二十世纪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开创了超现实主义。1926年《痛苦的首都》、1934年《公共玫瑰》和1936年《丰富的眼睛》发布的诗作奠定了他的诗坛地位。
达利、加拉、艾吕雅、努什
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自三十年代起以开放的形态生存。一个以努什之名为人所知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毕加索的模特儿玛利亚·本茨(1906---1946) 成为了艾吕雅的新的灵感。德国画家和雕塑家马克斯·恩斯特(1891-1976)吸引了加拉，她经常充当他的模特。
一段时间的分头行动，没有让保罗·艾吕雅与加拉渐行渐远，反而让爱火重燃。保罗·艾吕雅说：“我一度以为自己已不再爱她了，可以四处漂泊了。可是瞧，我又找回了她，重新界定了她的地平线。”
在1925年出版的诗集《假如没有宁静》中，他这样描绘失而复得的爱情“夜晚……远处的大地碎成了静止的微笑，天空笼罩着生命。一颗崭新的爱情之星从四面八方升起— 结束了，再没有黑夜的考验。”
他不知道的是，他最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二、 灵感缪斯：达利称加拉为“精湛完美的杰作”
1929年春．保罗·艾吕雅与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玛格里特同去往西班牙泰罗尼亚里加特港的小镇卡达凯斯，他们此次旅行的目的就是去拜访同为超现实主义的萨尔瓦多·达利，加拉自然一路随同丈夫。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彼岸世界，这便是无意识和潜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幻展示的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才能最真诚地显示人的纯真面目。
他们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梦幻心理学为基础，提出要挖掘新的、未被探讨的心灵世界，以开辟和扩大艺术表现领域。他们将下意识的活动、心理病态、无目的的幻想、梦境、偶然灵感、或无意识的本能所提供的主题，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身主义来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企图摆脱审美或道德的偏见。
在未见面之前，达利就听说过诗人保罗·艾吕雅在巴黎举足轻重，也会购买画。喝过好几瓶香槟酒后，达利和艾吕雅就熟识成了朋友。后来达利还完成了保尔·艾吕雅的肖像。
在此期间，达利偶然发现加拉身着泳装躺在沙滩上显得特别优美，她那裸露的背使达利产生了美妙的遐想。达利认为加拉的躯体真是一件“精湛完美的杰作” 。这个看法直到婚后都没有改变，他还是肯定地说：“我的妻子加拉这是一种极为精美的艺术，许多别的人都无法掌握它”。
达利发狂地爱上了加拉，他将各种考虑、思想和关怀都集中在加拉身上。他极为周到地照顾她，给她拿来坐垫和一杯水，把她安排在能饱览风景的地方。达利说：“要是我能做到，我就会为她脱一千次鞋、穿一千次鞋。”
在达利的心目中，加拉始终是他的缪斯，且是唯一一个。从达利的很多绘画和雕塑中不难看到加拉的身影，如《加拉的天使》、《加拉琳娜》、《加拉和维纳斯的诞生》、《原子勒达》等。毫无疑问，加拉不仅是他的模特，还是他的灵感源泉。
加拉治愈了达利的精神。达利经常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剖析自己，企图自我疗愈，但是都失败了。加拉爱情不可征服和不可思议的威力却真正治愈了他。
正在描绘卡拉的达利 油画 60X60厘米 1972—1973年作
《正在描绘卡拉的达利》是根据严密的远近法对三维空间进行的一次探究，这是达利在创作中一直追求的目标，他对光学和摄影的派生物——实体镜有着一种强烈的兴趣。
达利采用了合成树脂，使光的折射高于玻璃，解决由于玻璃的重量感、脆弱感以及镜面厚度等原因造成的映像双重。他采用这一从实验的角度出发的方法，解开了实体镜之谜，并使之成为观察、认知事物的一种新方法，具有一种哲学上的意味。
达利用色彩以及光与影移动的原理来强调那种达利式的三维空间效果，使画面产生了一种奇特而多重的空间感。
三、 执子之手：合作无间的达利与加拉
1934年，达利和加拉在巴黎的西班牙领事馆举行婚礼，1958年又举行了一次宗教婚礼仪式。加拉替达利打理生活琐事，成为了他生命的支柱。这样重要的场合，达利的父亲却一次也没有到场。早在达利与加拉同居，达利就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
此前在两人分开期间，达利还保留了一点沾有加拉气味的毛料游泳衣。一个月内，他把自己关在资格拉斯的画室里，过起修道般的生活。
孤独与分离丝毫不会冲淡心中的爱意，达利说：“我想了解活生生的真实的她，可我也需要不时独自一人生活。我觉得这新的孤独比以前的孤独更真实，因而我也就更加爱她了。”
加拉为达利整理资料和笔记，达利总为了一时心血来潮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结果而这件东西并没什么用处。达利形容加拉为：“不知疲倦地编织着我杂乱无章的浪涅罗伯的布匹。”加拉比达利更明白他的工作需要，为此常常劝告他。
往往凌晨五点，加拉才匆匆打开那些费了很大劲才整理好并关上的箱子。达利不睡，她也不睡。加拉怀着比达利还紧张的心情一直关注着他的工作，她害怕达利为了获得戏剧快感做出伤害自己的事。
有一天达利对加拉说：“加拉，我画我这些画，尤其有你的心血。”我决定永远签上我们两人联合的署名。
加拉鼓励达利坚持他的理想，将超现实主义与传统结合并转向古典主义。这种说服不是盲目的，加拉有独到的艺术眼光与修养。1913年，她就画过一幅立体派的素描，她很熟悉俄国的象征主义者。
达利在她的鼓励下重燃信心：“我应当为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去奋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找生活的体验古典化，赋予它一种形式、一种天体演化论、一种综合、一种永恒的建筑。”
达利和加拉是灵魂伴侣，他们互相需要依靠彼此成就自己。加拉的直觉非常敏锐，她看出达利是个半病的天才，能体现出一种巨大的道德勇气。加拉渴望成为了不起的人，渴望创造有关于她自己的神话，加拉认为达利是唯一能替她创造出这种神话的人。
结语
有人对达利这样评价：“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之中，身居所有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之上的，是西班牙人达利。不仅他的绘画，还有他的口才，他的动作，他的相貌，他的胡须和他的宣传才能……达利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超现实主义者。”
爱情与艺术组成了达利的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彼此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外界不被看好的感情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达利和加拉甘之如饴，其他人又如何置喙呢？与加拉的感情延长并滋养了达利的艺术生活，毕竟生活与艺术本来就不是割裂的。
参考文献：
[1]杨杨文,达利[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2]刘雷编著.印象主义以来的艺术心灵与绘画图像[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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