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讀了關於杭州的長篇小說《是夢》。忽然生出作為本文標題的這個問題：杭州需要文學麼？
之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為我一直困惑於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杭州，文學氛圍之日漸薄弱。
去年10月3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南京被列入全球“創意城市網絡”之“文學之都”，成為中國第一個獲此稱號的城市。
說實話，當時我是有些酸溜溜的。同為歷史文化名城，同為中國六大古都，杭州的文學和文化氛圍明顯落後於南京。
當我看到葉兆言的《秦淮三部曲》和《南京傳》時，我的心情是複雜的。南京確實當得起“文學之都”的榮譽，那裡有著一大群像葉兆言那樣致力於本土地域文化創作的作家。
而杭州，除了王旭烽，我真還找不出第二位以杭州歷史文化為創作對象的作家。我的這位大學同學，不僅寫出了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茶人三部曲》，還寫出了《西湖十景》系列小說，令人肅然起敬。
就在兩週前，偶然間，我發現了這本被《新週刊》列為2018年十大虛構類好書第一名的《是夢》。《新週刊》在發佈這個榜單時這樣評論：“《是夢》適合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慢慢地翻。每個人都能在其中影影綽綽地看到自己家庭的影子。”
作為杭州原住民的我，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好書。於是就下單買來，慢慢地翻，靜靜地看，真還看到了我和我周圍朋友以及他們家庭的影子。
讀完首先的感受是，終於有杭州作家來寫杭州人的生活了。杭州這座城市，實在太需要文學了。感謝張哲寫出了《是夢》。
杭州曾經是吳越和南宋兩朝的首都，在宋代就是國際著名大都市，被馬可·波羅譽為“天堂之城”。歷朝歷代無數文人墨客在杭州留下過膾炙人口的詩文，給杭州平添了濃重的書卷氣和文化氛圍，被譽為中國的“休閒之都”。
但是，改革開放以後，伴隨著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杭州的文化事業卻似乎慢了半拍，至少在文學創作上，尤其是基於歷史文化的二度創作上，杭州落後於鄰近的南京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是夢》的出現令我欣喜。年輕作家能夠靜下心來，寫養育他的這座城市，寫他身邊發生的故事，無疑值得肯定和歡迎。
《是夢》講述了一個杭州家庭三十年來的起起落落、分分合合。祖輩從東北遷來杭州，父輩成了地道的杭州人，孫輩又紛紛離開這座城市，星散四方。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只有一些再平常不過的瑣事發生在這個大家庭成員的身上。團圓和分離，出生到死亡，成熟與老去，最終拼湊成每個家庭成員平緩的生活線條。
讀完之後，掩卷深思，這些從小到大熟門熟路的地方，這些在你我生活中都發生過的瑣碎故事，令我心動。正如書的腰封上那句文字，《是夢》寫出了“人生之難，人生之好，人生之不可追。”
但是，點子好，未必寫得好；有創意，未必能成功。看完全書，還是覺得，《是夢》有些浮於表面，未能將杭州獨特的環境與人物融合在一起，未能深刻揭示人物底下杭州人獨有的精神文化底蘊。
《是夢》的腰封上印著上海作家金宇澄的推薦語：“這本書喚起了讀者對生活這股無形而強大推力的敬畏之情。面對一去不返的時代，作者追索往昔，像探手於水，能充分感受它細密的波盪和餘溫。”而《是夢》的行文風格，像極了金宇澄的《繁花》。
在接受採訪時，《是夢》的作者張哲坦陳受到了《繁花》的影響，但強調除了語言形式的相似之外，《是夢》有諸多不同於《繁花》之處，與其說《是夢》是《繁花》的模仿之作，倒不如說《繁花》啟發了長期不被重視的自然主義和城市書寫在中國文壇緩慢的復興。
所以，把《是夢》與《繁花》拿來比較就順理成章。坦率地說，《是夢》遠不如《繁花》。《繁花》從上海的豪奢貴族寫到“下只角”的市井小民，從他們如花燦爛的開放寫到繽紛落英的凋落，景、物、人、語的交融，幾臻化境，寫出了一部只屬於上海人的故事，一部上海的當代史詩。
相形之下，《是夢》顯然薄弱許多。就拿作者花了很多精力，也確實成為《是夢》一個亮點的杭州地域環境細節來說，就明顯雜亂而漂浮，沒有有機地融入故事，融入人物的性格。
我很佩服作者張哲，花了很大精力，蒐集、考據杭州的人文地理資料，展現了許多從上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杭州各個角落的變化細節，令我們這些杭州土著倍增親切感。但看完之後，卻覺得這些細節頗有些堆砌之感，基本都浮在面上，就像炒菜時撒了一把蔥花，而這蔥花還撒多了。景、物、人、語的交融，實在還缺了功夫。有位作家朋友在微信裡和我說，感覺有些做作。我深以為然。
寫一座城市，要對這座城市有深入的瞭解，才能寫得出這座城市的魂。就像葉兆言之於南京，王安憶之於上海，莫言之於高密。僅有場景的堆砌，語言的羅列，是遠遠不夠的。
其實，不僅杭州，每一座城市，都有獨一無二的性格，獨一無二的文化。寫出這樣獨一無二的性格和文化，是作家責無旁貸的職責。如果你以為杭州只有阿里淘寶，只有網絡文學，那就差之千里了！希望看到更多的張哲，看到更多的《是夢》，看到更多寫杭州人的小說。杭州不僅需要經濟的飛躍發展，同樣需要文學的與時俱進。不然，它就成了淺薄的暴發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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