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背后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征及儒者气象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 是作者罗贯中倾注全部热情和才华塑造的艺术典型。诸葛亮的形象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具有神仙化的特征。鲁迅曾评价对于诸葛亮的描写是“

多智而近妖”。在作品中,诸葛亮形象被多方面神化,使他成为一个具有种种超人、超自然的神奇本领和能力的“神仙”式的军师。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贤相的典范,被推崇为“圣贤宗师”。 在各种离奇故事的流传中,诸葛亮逐渐脱离了原始形象,被改造成法力无边的半人半仙,演绎出一条神道色彩浓郁的亲民路线。诸葛亮民间形象的神化演进同儒化与智化进程交相渗透,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诸葛亮文化”现象,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的结晶,也是国人精神寄托的一种表现。

本文拟对诸葛亮的外在神仙化的形象以及智谋策略的神仙化进行分析,并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背后的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及“儒者气象”的文化意蕴进行再解读。

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背后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征及儒者气象

一、“羽扇纶巾”——诸葛亮外貌形象的神仙化

关于诸葛亮的外部形象,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仅有一句话“身长八尺” ,而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中,却有如下的描绘:

首先,在意向上,徐庶在向刘备举荐诸葛亮时说:“……此间有一奇士……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先生。此人乃绝代奇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诸葛亮的“神奇” 色彩已先入为主,在读者心里留下印象。

其次,在外形上,小说借刘备之口对诸葛亮的初次印象来写出诸葛亮的神仙化气质:“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 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此段描写,使诸葛亮一出场便蒙上了一层神仙气质。之后诸葛亮屡次出场都带有神仙样貌。

如在第五十二回:“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中,孔明自取一军前来对抗道荣时,小说描写到“

只见对阵中,一簇黄旗出。旗开处,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中端坐一人,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又如八十九回“孔明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乘驷马车,左右众将簇拥而出”;九十五回“孔明乃执羽扇,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楼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九十八回“只见一人纶巾羽扇,鹤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来的迟了!’ 二人视之,乃孔明也”;一百零一回“懿自出营视之,只见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一百零四回“只见中军数十员上将,拥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孔明:羽扇纶巾,鹤氅皂洗绦”。

对诸葛亮神化的描写,少了一点史实。多了一些神化。作者用反复渲染的方法,突出强化诸葛亮“ 羽扇纶巾”、“鹤氅道袍”、“手摇羽扇

”、“四轮车”的外部形象,使其潇洒飘逸的神韵呼之欲出。


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背后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征及儒者气象

二、多智而近妖——诸葛亮智谋策略神仙化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由来已久。早在西晋时,人们就称赞诸葛亮具有“独含天灵”的智慧,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表,命太傅撰文写道:“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公,一何微妙!千井齐,又何必要?!

及至唐代,诸葛亮被称为“智将”。宋代时,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其中的描写,更加突出了诸葛亮智慧的神奇:“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也,真卧龙也!

元代的《三国志平话》更是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至此,诸葛亮已经完全被神化了。

《三国演义》中写孔明七星坛借风,孔明曰:“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八门遁甲天书》,上可以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中可以布阵排兵,安民定国;下可以趋吉避凶,全身远害。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筑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旛围绕。亮于上作用,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如何?

又写孔明当天的行为举止:“孔明沐浴清斋,身披道衣,散发跣足……孔明缓步登坛,观瞻方位已定,焚香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整个祭风过程,诸葛亮恍若一个通晓鬼神之事,又知天地造化的人物。这种近似“妖”的行为让周瑜既惊奇又恐慌。

瑜骇然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功,有鬼神不测之术!若欲留之,乃东吴之祸根,周瑜之大患也!必杀之,免生他日之忧

。’”周瑜遂产生了杀掉孔明的念头。

又写在“七擒孟获”的战争中,当蛮将向汉军营地抛撒毒药时,诸葛亮又即时“披头跣足,持剑祭风”,令风从北起,向南吹散,从而使“蛮军仰扑者勿知其数”。祭风返毒,转守为攻,变受害为获利,这无疑又是对诸葛亮智谋神化的一种描写。


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背后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征及儒者气象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近妖”的描写多处可见。如“出陇上诸葛装神”,“五出祈山”的时候,诸葛亮和司马懿对阵,魏兵已经快要追上蜀兵了,只见“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这时候,“魏兵骤马追赶,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尽力赶了一程,追之不上。”

司马懿心理胆怯,说“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亦能呼风唤雨,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所以高手停止追赶,收兵败退。

诸葛亮不仅在战略上显示出超乎常人的神化能力,更在生死轮回上知晓天命。在生前,写孔明与司马懿对阵屯于五丈原,仰观天文,惊呼命在旦夕,遂祈禳北斗增延寿命。只见“孔明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 这巫教色彩的描写,增添了诸葛亮神仙化的色彩。

诸葛亮死后,邓艾袭川,过颠崖峻谷,忽见道傍一石头上刻着诸葛亮亲题之文,意诸葛早知邓艾过此,且不久死于蜀地。邓艾见此惊呼:“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师事之,痛哉!惜哉!”罗贯中又借邓艾之口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神见,是非常人所能有的神仙般的洞察力。

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有些虽然是现实的智慧,但多处已经异乎常人,有些出神入化了。天意还是人算,似不可知。如“借东风”,这里描写的主要是天意,只不过诸葛亮通晓天文,碰巧算中罢了。他在七星坛上煞有介事地装神弄鬼,“近妖”只是为了将他神仙化的一种描写。

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形本质上的一致,同时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作者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也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背后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征及儒者气象

诸葛亮神仙式的军师形象还迎合了民间道教之风。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取得百姓的支持,缓解民族矛盾,除了利用儒学外,也对道教表示尊崇。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等几大道教教派得到发展并盛行。于是,流风所至,诸葛亮的形象便不可避免地具有“神仙道化”之风。他既是足智多谋的军师,又是道术高明的神仙,集二者于一身,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在求仙学道中寻求斗争胜利与生活幸福的普遍心理和精神寄托。

三、诸葛亮“儒者气象”与“道家风范”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儒家道德人格和道家“自然人格的完美结合,两者相济互补、相辅相成。

1、“儒者气象”

香港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岀,先秦诸学派无论思想怎样不同,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儒家所说的道即“仁义”,他们一再强调的“士志于道”即志于仁义。《三国演义》 中的诸葛亮身上,就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以道持守”的人格追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隐居以待明主

诸葛亮身怀管仲、乐毅之才,却不轻仕于人,其“躬耕于南阳”,并非绝意于世事,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是隐居以待天时。书中诸葛均抱膝所歌:“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就是对诸葛亮的映衬,突出民诸葛亮“非主不依”、“以待天时”的以道持守的人格。书中所引后人诗句有:“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所以当有“忧国忧民之心”、“欲伸大义于天下” 的刘备三顾茅庐相请时,诸葛亮便草庐献策,为刘备定下鼎足三分、以图中原之大计。

  • 修身以明志

《三国演义》中诸葛草庐的门上大书一联“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是诸葛亮修身之道的写照。其素材来源于诸葛亮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

当时天下扰攘,群雄并起,“士喜功名,乐权变,见利则趋,无廉洁之操; 炫长自用,鲜有容之度”(清•彭始挎《重修诸葛书院碑记》),《三国演义》中贾诩、许攸等人皆是如此。而诸葛亮却没有匆忙投身于貌似人主的各路英雄麾下。他“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于旁人看来真是闲雅之极,正是淡泊宁静之操守使其能够寡欲去私,严于去就,非明主贤君不依。自遇刘备以后,竭忠尽智,以国家大业为重,一生功勋卓著,却没有尺寸长物,也不为子孙谋衣食。

临死之际,还上表后主:“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天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且要求“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廉洁约己,令人敬仰。在诸葛亮身上,穷与达,生与死,处处体现着淡泊宁静的修身之道。

  • 躬身以行道

先秦儒家认为“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安人”、“安百姓”, 为了“泽加于民”,为了“兼济天下”,为了行“仁义”之道。诸葛亮出山以后,便开始了其躬身行道的努力。在罗贯中的笔下,他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七星坛祭风,赤壁一战为天下三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占西川,取汉中,鼎足三分的局面终于形成。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又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充满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崇高精神。

诸葛亮的道德人格,几达于完人境界。他不仅“以道持守”,而且从不居功自傲,对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无限忠贞。 他勤政爱民,赏罚严明。可谓“

贤相的楷模”。《三国演义》 中的诸葛亮还被赋予卓越的军事智慧。他通天文、识地利、 知奇门、晓阴阳、察阵图、明兵势。冯文楼先生指出:“诸葛亮是“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为王者师'的优秀楷模,是集知识(我)、道德(我)、政治(我)三位一体(三我合一)的完人形象”。


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背后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征及儒者气象

黄俊杰先生对“内圣外王”有这样的论述:“在儒家传统的大经大脉之中,知识、道德与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历代儒者思考问题的一个通贯性主题。从传统儒家的立场看来,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本,知识则是他的外在凭藉, 政治则是他由内通向外,用道德与知识来美化人间的途径。 我们如果用春秋时代的人的说法,则’道德’就是'立德’, '知识'就是'立言’,'政治'就是'立功’,同为人间之三不朽 的盛业。”

简单地说,“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的内在的道德修养、知识素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人格理想, 此人格理想在诸葛亮身上得到了完美表现

2、“道家风范”

道家的理想人格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由为其内涵。《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理想人格是顺天道、法自然。庄子的理想人格体现于超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至人、神人、圣人。所谓“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的理想人格具有超凡脱俗的生活方式。《逍遥游》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吟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庄子是出世的,而诸葛亮是入世的,他有安社稷、济苍生的功业理想,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追求,但诸葛亮的理想和追求超越了一己之私,他没有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望,不汲汲于个人的贫富贵贱。因而,其在精神上是自由的、超脱的,与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圣人是相通的。其疏淡闲雅、潇洒飘逸、 从容不迫的气质和风范便是其自由超脱精神的自然流露。 诸葛亮“羽扇纶巾”、“鹤氅道袍”、乘“四轮车”的外部形象,会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庄子•逍遥游》中“不食五谷,吸风吟露;乘云气,御飞龙”的神人。

诸葛亮是一位被后世逐渐理想化了的人物,在《三国演 义》中尤其如此。罗贯中按照自己所尊崇的人格理想,把诸葛亮塑造成了“名高万古

”的“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在诸葛亮形象史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因兼具“儒者气象”和“道家风范”便具有了经典价值

三、诸葛亮的“羽扇纶巾”的文化意蕴

1、“羽扇”

“羽扇”即“毛扇”,是用鸟的羽毛做成的,可用来遮阳隔暑。《三国志•顾荣传》记载顾荣“麾以羽扇”平息了陈敏叛乱,《语林》描写诸葛亮“持白毛扇,指麾三军”。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羽扇”除了消除暑热的实用 价值外,又被赋予了闲适、超脱、旷达等文化意蕴。在古诗中也时时可见,如:

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履。闻道鹤书征,临流还洗 耳。(孟浩然《白云先生王迥见访》)

诗题白羽扇,酒字绿油囊。旷达机何有,深沉器莫量。(皎然《因游支硎寺寄刑端公》)

2、“纶巾”

“纶巾”是用青丝带编织的头巾。《晋书•谢万传》中记载谢万见简文帝时的装扮就有“纶巾”一说,文曰:“简文帝作相,闻其名,召为抚军从事中郎。万著白纶巾,鹤髦裘,履版而前。”谢万就东晋名相谢安之弟,曾著《八贤论》, 论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稽康四隐四显之事,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谢万戴白纶巾、披鹤氅裘、踏木屐而见简文帝便是其行为放达傲诞的典型表现。“纶巾”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意味着闲适、超脱与旷达。如: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心,清净两无尘。手把青師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白居易《题玉泉寺》)

白纶巾下发如丝,静倚枫根坐钓矶。(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

3.“鹤氅”

“鹤髦”是用鹤的羽毛做成的衣服或上面绣有云鹤的袍子。如上《晋书•谢万传》载谢万曾穿鹤氅裘面见简文帝。另外陆游在《南唐书•史虚白传》中,记载了史虚白见元宗时“鹤裘藜杖”的装扮: “元宗南游豫章,次蠡泽,虚白鹤裘藜杖,迎谒道旁。”史虚白,南唐时人。曾屡次向李昇建言献策,不被采纳,遂辞官隐居九江落星湾。其“鹤裘藜杖”的装扮宣示的是他隐士的身份和脱略世事的态度。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鹤髦”也是和风流、旷达之意趣相联的

《世说新语•企羡》曰:“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於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

综上所述,“羽扇”、“纶巾”、“鹤髦”作为文化意象,皆有闲适、超脱、旷达之意。当罗贯中把三者组合在一起, 并与“四轮车”相连时,他笔下的诸葛亮虽然既非名士,又非儒将,更非道教军师,然而却具有名士、儒将、道教军师所共有的疏淡闲雅、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

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群雄辈出的时代。《三国演义》以国史演义为通俗,汪洋百馀回,为世所尚,为民所爱。作者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基于这个主旨,小说中诸葛亮这个形象就融入了非常浓厚的中国古代士人气息。他代表着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仅包括政治理想、政治情操,同时也包括古代士人的生活态度。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的时候,极力称赞“三绝”:诸葛亮、关羽和曹操,其中,诸葛亮被认为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


诸葛亮“羽扇纶巾”形象背后的道家“自然”人格特征及儒者气象

结语:诸葛亮潇洒的外部形象,流泻出疏淡闲稚、潇洒飘逸、从容不迫的精神风范,表出道家“自然”人格的特征。同时,诸葛亮又具有“儒者气象” ,体现了“以 道持守”的儒家道德人格,两者相互映照,相辅相成,成就了“万古云霄一羽 毛”的经典艺术形象。《三国演义》问世以来,诸葛亮的艺术形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人们津津乐道他的故事,把他引为知己,当作楷模,从他身上吸取营养和力量,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沈伯俊:诸葛亮形象三辩


作者随缘:晋中市作家协会会员,温柔浪漫的双鱼座女主,对生活有梦想有激情,珍惜那些看起来平淡的幸福时刻。相信有事做有所期待,日子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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