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是近幾年來奧斯卡少有的一個“大年”，觀眾們對這種酣暢淋漓的觀影體驗似乎已經闊別已久了。在競爭極為激烈的情況之下，韓國電影《寄生蟲》戰勝了諸多強敵，成為了這一年奧斯卡最大的贏家。
《喬喬兔》
這似乎是一個頗具爭議的結果，在影迷看來，很多電影具備著更加強大的實力，除了馬丁·斯科塞斯的《愛爾蘭人》、昆汀·塔倫蒂諾的《好萊塢往事》、薩姆·門德斯的《1917》、以及諾亞·鮑姆巴赫的《婚姻故事》之外，與眾多獎項失之交臂的《喬喬兔》（也翻譯為《喬喬的異想世界》）也是一部有能力對奧斯卡的結果說不的電影，儘管它在奧斯卡上只斬獲了最佳改編劇本這一項殊榮，但這部電影配得上更高的評價。
《喬喬兔》
從影片背景設定上來說，他把故事對準了在二戰時期，將故事中的人物設定為納粹狂熱分子及猶太人身上，其實這樣的題材在今天可以用多如牛毛來形容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全世界的導演和編劇都把自己的作品和這樣一個大歷史背景結合在一起。
其中的經典之作也是層出不窮，不乏像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波蘭斯基的《鋼琴家》，以及昆汀的《無恥混蛋》。大家在這樣一個永恆不朽的題材當中盡情的揮灑著自己的才能，或是站在一個史詩片的宏大歷史敘事角度。或以小人物為故事的中軸以文藝的形式進行展示。亦或是以一種“反歷史”的方式，將歷史進行解構後再進行重組。
《喬喬兔》
原本很多主創人員認為這樣的題材已經很難再有全新的概念再去進行一種全新的嘗試，也很難再有全新的角度再去切入，似乎“猶太人”與“納粹”之間的那段血淚史已經被幾代影人們所窮盡了。
但我們驚喜的發現，《喬喬的異想世界》竟仍然能夠在這個題材當中創造新的活力，光是憑藉這一點，它就足以證明自己的價值。
《喬喬兔》
二戰時期，在一個德國軍人家庭中，十歲的小男孩喬喬受到國內納粹宣傳的巨大影響，成為了一名希特勒青年團積極分子，而母親卻深明大義，除了秘密的做一些反納粹的地下工作，還偷偷在家中的閣樓裡藏了一位無辜的猶太女孩。
中國古代聖賢有言，“人之初，性本善”，十歲的小男孩喬喬在接受納粹訓練的時候因為拒絕執行殺死一隻小兔子的命令，被軍官們戲稱“喬喬兔”。他本和世界上所有同齡的孩子一樣，有著天真善良的一面，也有著成為英雄拯救世界的夢想。
《喬喬兔》
這其實不光是產生於童年世界當中，因為大人們對希特勒的盲從導致他們把德國引向了毀滅的邊緣。
但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他們價值觀的形成是在成人的指導之下完成的，他們乾淨的就像一張白紙，往上面畫什麼，就有了什麼。片中的喬喬對於自己所謂的信仰堅定不移，卻又對那些殘忍的行徑難以理解。
在喬喬的大腦當中被“植入”了一個希特勒，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每個生長在納粹德國的青少年腦子裡都住著一個希特勒，他極富魅力，總會困境當中指引這些年輕人，並堅定他們的信念。
《喬喬兔》
有一次，喬喬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名叫艾爾莎的猶太女孩竟藏在了自家的閣樓裡。作為納粹信徒的喬喬第一反應便是將她交給納粹組織，當自己的善良和大腦中的希特勒產生分歧的時候，一向對“希特勒”言聽計從的喬喬這一次公然反抗了他的命令，他的善良未能允許他這樣做，就像他不能無辜殺死一隻小兔子一樣。
並且喬喬很快發現，這一切都是他的父母所為，在喬喬對自己的人生觀產生懷疑的時候，母親在一次行動中暴露，而被公開弔死在了街頭。
《喬喬兔》
在這裡，母親不光是拯救了猶太女孩，還讓自己的兒子通過死亡清醒的認識到戰爭的罪惡，漸漸地，喬喬兔和小女孩艾爾莎之間開始建立起了友誼。
而二戰的局勢此時也發生了逆轉，東線戰場上蘇聯粉碎了德國陸軍無敵的神話，隨著東線的德軍節節敗退，西線的盟軍也通過諾班底登陸而一路高歌猛進，納粹德國的滅亡已形成定局。
最終，美軍和蘇聯在德國會師，熄滅了歐洲戰場上的硝煙，喬喬腦子裡那個張牙舞爪的希特勒也被喬喬一腳踢出了窗外。
《喬喬兔》
有人曾形容《喬喬的異想世界》當中的希特勒可能是最滑稽的一個，但實際上喬喬腦中的希特勒絕對不是最滑稽的，在歷史上對於希特勒的刻畫大體有一個從暴戾到無能的趨勢，例如《無恥混蛋》當中那個被打成篩子的希特勒，孟京輝話劇《希特勒的肚子》中那個身材走樣的希特勒，甚至在二戰還沒有結束的無聲電影時代，還有卓別林在《大獨裁者》中小丑般的希特勒形象。
卓別林作品《大獨裁者》
然而這不意味著《喬喬的異想世界》中的希特勒就不具備他的獨特性，因為這是希特勒第一次以一個十歲孩子的角度產生於大腦之中，並作為一個象徵而存在。
這個時候，一直還躲在閣樓裡的艾爾莎對外面的國際形勢一無所知，她仍舊和往常一樣，日復一日的等待喬喬送去食物，並在百無聊賴的日子裡用畫畫來消磨時間。
《喬喬兔》
喬喬之所以沒有告訴艾爾莎真相，是因為在這段時間裡，他已經對她產生了感情，他知道戰爭結束之後，艾爾莎就會離開自己，但有一次，艾爾莎的一幅畫讓喬喬改變了想法，她把喬喬畫成了一個向籠子裡投食的小男孩，而把自己畫成了籠子裡的那隻鳥。
《喬喬兔》
關於片中這段情節的設計，導演很可能借鑑了南斯拉夫大師級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裡卡的創意，同樣作為二戰題材的電影，埃米爾·庫斯圖裡卡在1995年拍攝的電影作品《地下》就是圍繞著通過戰爭而進行的善意“窩藏”，又因為戰爭的結束被演化成謊言下的“囚禁”，但《喬喬兔》的導演塔伊加·維迪提卻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救贖。喬喬通過一幅畫感知了艾爾莎的內心世界，戰爭對於她來說絕不僅僅是苟延殘喘，而是大口的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並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憂無慮的“飛翔”。
埃米爾·庫斯圖裡卡作品《地下》
除了構圖和色彩的運用之外，配樂方面是導演塔伊加·維迪提給觀眾們帶來的第三個驚喜，導演並沒有按部就班的選擇用那個年代的音樂作為電影的配樂，我們甚至還在片中聽到了披頭士的經典曲目，但領先於那個時代的音樂卻也給那個特定的時代賦予了一定的解讀性。
以幫助人們以過來人的角度去看待那段歷史。並且，錯位的年代與音樂之間並沒有產生出強烈的排異性，反而是融合的天衣無縫。當片尾處，喬喬和艾爾莎在大衛·鮑伊的歌聲中翩翩起舞，我的唯一感受便是和諧。
《喬喬兔》
我們都知道，那段歷史對於人類來說是極其沉重的，但今天的塔伊加·維迪提選用這樣一種表現方式的意義何在呢？我想，片尾字幕處出現的賴內·瑪利亞·里爾克的名言便是最好的解讀：接受一切的發生，美好與恐怖，堅持下去，沒有不變的情感。
既然那些不美好的恐怖已經發生，我們該用怎樣的態度去對抗它呢？如果一切苦難的目的都是讓人痛苦，那對抗它的方式便是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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