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部隊為何稱 "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部隊為何稱

作 者:姜 廷 玉

2020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部隊為什麼不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名義,而稱“中國人民志願軍”?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當局武裝干涉朝鮮內政,又令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臺灣。當美國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危急、中國大陸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之時, 1950年10月,根據朝鮮勞動黨、朝鮮政府的請求和保衛中國國家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代表中國人民的意志,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與朝鮮軍民並肩作戰。中國赴朝參戰的部隊,為什麼稱之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而不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中國人民志願軍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


1、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組建東北邊防軍時,就曾考慮和提出,一旦部隊赴朝參戰,即使用“志願軍”的名義

1950年夏,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冷靜地分析了美國武裝侵略朝鮮的新形勢,認為朝鮮戰局已趨複雜化,美國侵略者很可能繼續擴大戰爭,甚至攻擊中國東北地區。為了保衛中國東北邊防,不能不採取防範措施,預作準備,必要時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

1950年7月7日和10日,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兩次主持召開研究保衛國防問題會議。中央軍委根據兩次國防會議討論的結果,於7月13日作出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決定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3兵團(轄第38、第39、第40軍)和第42軍及炮兵第1、第2、第8師等部組成東北邊防軍。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部隊為何稱

執勤中的東北邊防軍

東北邊防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衛東北邊防,必要時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那麼,必要時以什麼名義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呢 ?對此問題,7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國防會議即提出,東北邊防軍一旦參戰,則"改穿志願軍服裝,使用志願軍旗幟"。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朝鮮戰爭的形勢時,進一步明確指出: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

8月5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要求於8月中旬召集東北邊防軍師以上幹部會議,明確作戰的目的意義和大略方向;令各部於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並準備於9月上旬能作戰。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8月13日,高崗在瀋陽主持召開了東北邊防軍師以上幹部大會,進一步明確東北邊防軍的任務就是準備出動到朝鮮,援助朝鮮人民抗擊美國侵略。他在報告中指出:到朝鮮去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這樣的處置,可以使朝鮮人民喜歡,又很策略。

由此看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組建東北邊防軍時,就曾考慮和提出,東北邊防軍一旦赴朝參戰,即採用志願軍的名義。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部隊為何稱

東北邊防軍某部進行宣誓,誓死保衛祖國安全

據有的資料講,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最初曾想以"支援軍"名義,出兵援助朝鮮人民軍作戰。在徵求民主黨派意見時,黃炎培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自古道出師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個仗就不好打。周恩來說:我們叫支援軍,支援朝鮮人民嘛。黃炎培說:支援軍那是派出去的。誰派出去支援?國家嗎?我們是不是要跟美國宣戰?毛澤東聽後說道:有道理!我們不是跟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宣戰,我們是人民志願的,這是民間的事,人民志願幫助朝鮮人民的。毛澤東說著,拿起筆來將“支援”兩字改寫成“志願”。周恩來說:對,世界上有許多志願軍的先例,馬德里保衛戰就有各國的志願兵。黃炎培頻頻點頭,笑道:師出有名,則戰無不勝。

2、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後,將東北邊防軍正式改稱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此後,中國出國赴朝參戰的部隊都定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

1950年9月15日,美軍從朝鮮中部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陸。10月1日美軍向“三八線”以北進軍。當日,朝鮮首相金日成致信毛澤東主席,向中國提出出兵援助朝鮮的請求,指出:目前戰況極端嚴重,只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難以克服此危機的。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特別的援助,即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極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同日,斯大林也發來了建議中國派部隊援助朝鮮的電報。斯大林在電報中說:根據眼下的形勢,你們如果認為能用部隊給朝鮮人以幫助,那麼至少應將五六個師迅速推進至“三八線”,以便朝鮮同志能在你們部隊的掩護下,在“三八線”以北組織後備力量。中國師可以志願者身份出現,當然,由中國指揮員統率。

10月2日,毛澤東覆電斯大林: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到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同日,毛澤東致電高崗和鄧華,召高崗立即來京開會,令鄧華“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按原定計劃與新的敵人作戰”。

10月3日中午,朝鮮首相金日成召見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面談了朝鮮的危急形勢,並稱恐非請中國援助不可。

10月4日和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出兵援助朝鮮問題。會議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積極主張出兵,另一種意見是主張暫不出兵。然而,大多數與會者認為:如果我們不出兵,整個朝鮮被美國侵佔,我國大陸就面臨著美國侵略的威脅,中國東北地區的電力將被其控制,工業基地將遭到嚴重破壞,中國將失去安心進行經濟建設的保證。美國侵略者將會更加猖獗,國際國內反動氣焰將會增高,這對我們極為不利。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充分討論、權衡利弊之後,意見達到了一致,遂於5日作出了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重大戰略決策。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部隊為何稱

油畫《決策出兵》(高泉 作)

1950年10月8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策,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簽署了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命令指出:“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部隊為何稱

1950年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簽發的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命令。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部隊為何稱

毛澤東關於“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的題詞

至此,東北邊防軍不僅正式改稱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而且,以後陸續出國赴朝參戰的部隊,都定名為中國人民志願軍。

三、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赴朝參戰,是一種重大的策略。但實際上赴朝參戰部隊又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願部隊。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赴朝參戰,而不是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這是一個重大的策略。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國家的軍隊,是官方的,如果以此名義出國參戰,表明是國家派出去的,等於中國向美國宣戰。以中國人民志願軍名義出國參戰,是民間的,是人民群眾志願組織的。這樣做,不給美國對中國宣戰以口實,比較策略,對中國有利。正如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於1950年10月 14日在志願軍師以上幹部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我們目前並不怕打,但我們並不希望大打,也不等於向美國宣戰,只是以人民志願軍名義支援朝鮮革命戰爭。”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曾把中國人民志願軍稱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願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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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黎民攝)

美國軍隊遭到中國人民志願軍沉重打擊後,他們知道遇到的是“中共正規軍”,而不是什麼“人民志願軍”。但是後來他們也承認了中國人民志願軍這個名字,因為他們害怕把戰爭擴大,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和新中國開戰,中美兩國還未進入戰爭狀態,以安撫其國內人民及其盟國。關於中國以人民志願軍名義參戰,美國出版的《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一書說:“中共政府給這些部隊起了一個好名--'志願軍'。”“中國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兩全其美。”

中國人民志願軍,不僅從名義上,而且從實際上看也是人民志願軍。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指戰員滿懷著對侵略者的無比仇恨和為正義、和平而戰的堅強決心,紛紛報名自願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國內幾百萬名社會各界青年踴躍報名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他們決心“抗美援朝,打敗美帝野心狼”。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抗美援朝出國參戰部隊,又是名符其實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願部隊,即中國人民志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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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姜 廷 玉。吉林公主嶺人。1969年1月入伍。大學本科畢業。曾擔任中國解放軍軍械工程黨史教員10年,從事黨史軍史教學工作。1986年調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先後任辦公室主任、編輯研究處處長兼任學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正師級,研究員,專業技術4級。獲解放軍優秀專業技術人才崗位津貼。

中央軍委黨史軍史工作專家組專家,毛澤東、朱德生平與思想研究會常務理事,聶榮臻元帥研究會副會長等。中央電視臺、中央廣播電臺特約軍史專家。作為課題組長,先後主持完成國家“九五”社會科學軍事學重點課題《中國軍校發展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全軍“十五”軍事科研重點課題《臺灣五十年軍事史》(解放軍出版社出版)。被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聘請為《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之《中國曆代軍事人物》、《中國古代戰爭史》、《中國古代兵器》三個學科的副主編,具體主持編撰工作。撰寫和主編的著作主要有《多視角下的長征》、《解讀抗美援朝戰爭》、《軍事證章史話》、《黨史軍史研究文集》、《解讀抗日戰爭》、《多視角下的抗日戰爭》、《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紅軍不怕遠征難》、《外軍名校與名將》、《新中國十四次大閱兵》、《中華民族抗戰精神永存》、《新中國國防和軍隊60年》等20餘部。其中有些著作獲得國家圖書獎、解放軍圖書獎。發表黨史軍史學術論文60餘篇,有10多篇獲國家和全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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